首页 -> 2003年第6期

老头叹苦经(外一篇)

作者:何满子




  上月于光远先生来电话,正事谈完后,我照例要探询他最近的健康如何。他比我年长四岁,已挨边九十,而且不久前还住院动过一次手术,不能不令人珍念。他说,出院前复查中检查出一个疑似指标,有肿瘤嫌疑,但什么部位、什么性质却查不出。我格登了一下,劝他要“放心”,即如《孟子》书所说的“求其放心”,千万别背思想包袱,不当它一回事。于公笑道,当然,他根本自我感觉良好,没介意,马上就要去广西活动。接着,爽朗地以六个字宣述他的生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这颇像是一句顺口溜的六字真言十分震耳,堪称掷地作金石声。这是参透了生死大化的智者而又是积极地对待生命的勇者的明哲决断,言简意赅,干脆利落,使我反复吟哦,感慨无既。
  于公和我所治的领域不同,心仪而已。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自我调侃想当“文坛新秀”以后,彼此才有了交往。孔子所说的“益者三友”的“友直、友谅、友多闻”,于公兼而有之。特别使我感佩并常以他作榜样而自警的是,他这样的高年而竟如此勤奋,简直是超负荷的工作。他每年照例有一通分致亲友的贺年信,列举他一年的活动,出门开会、讲学,“坐着轮椅走天下”的行踪之外,全年出书几种,即将交稿的几种。读了令我既歆羡,又自惭,每每责令自己要抽懒筋。为了自励,并且将“抽懒筋”的决心形之于文字。更觉得难以为情的是,要战胜自己的惰性也真困难;尤其糟的是还有不少考虑支持着自己的惰性,为自己的没出息开脱。于是只能如诗人绿原的诗句所说:“眼见随船流走了大好光阴不免心烦”……
  “活着干”,这知道。自顾能干的,能给社会尽点绵薄的,只能是对世弊包括史弊发发议论。所涉的范围也很有限,对国家大事,向来守“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古训,要议也没有合格的见解和本事。哇啦哇啦一通的无非是文化方面的感触,旁人看来也是在自作多情。不过自信这里头没有什么个人打算,要图谋捞点什么之类。名利之念向来就淡薄,何况上了这把子年纪,更无兴趣同人争一日之长短了。如果说也有点私人图谋的话,那么惟一的希望就是世界变得更干净些,少些叫人心烦作恶的玩艺。比如,打开电视机,不要老遇到什么“射雕英雄”、“捕鸦狗熊”,什么“借宝格格”、“还珠格格”,什么这个大帝、那个王朝这类拖豚尾的皇帝戏,让人一触眼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可这些年的经验,你愈斥责这类摇头丸文化,它倒愈加来劲,你那点议论正如佛经故事里的鸟儿衔着沾水的枯枝洒向森林大火似地毫不济事。好容易才从管事儿的和传媒的态度中领悟到:原来这些玩艺竟是高唱着的“三个代表”之一的“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宝贝儿。瞧,这岂非我这糟老头不识时务,惹人嫌又白费劲?不如北京话所说的“悠着点儿”,去听一盘圆舞曲之类散心养神为好。偷懒也就有十足的理由可恃。
  又比如,作为抗日战争的过来人,对那时的人文状况,是非顺逆,亲历目击,都有个数。这些年的国家出版机构忽然大出当年为公论所不齿的特务文人无名氏(卜乃夫)的黄色小说,也不查一下此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反共义士”投奔台湾的历史,传媒还对这样的丑类吹捧叫卖,就凭中国人的良知,我也有义务揭穿之,斥责之。不料,竟有学者或准学者跳出来为之张目,将无名氏拟之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好像索尔仁尼琴倒是沙皇时代当过皇家侦察员似的(据说,发此论的作者是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竟连是非顺逆都不顾,不知会把学生教育成什么模样)。同样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的上海出道的张爱玲,此人确有才情,写点鸳鸯蝴蝶派兼西风派的小说,确也别有一功,无须抹煞,但其人嫁给了汪伪汉奸政权的中宣部副部长胡兰成,苦恋之而直到被后者逃亡时遗弃而仍眷念不忘,仅此一点,就可看出张女士的人格和对民族的态度。可最近不但有人拍摄《张爱玲传奇》的连续电视剧,还大肆渲染她和胡兰成的悲欢史。其实,在抗日的中国人眼里,这两人分明是一对狗男女。也是本着中国人的良知,我忍不住揭穿之,斥责之。不料,接着的事是大汉奸胡兰成的书也要出版了,舆论也竟为之宣扬,怎不令人慨叹人间何世!
  前天遇到贾植芳,我就这些事向他发牢骚。老贾说,无名氏这样的货,在已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上是不会提到他的,如今的教员们、编辑们对历史无知,又不问问经历过那时代的知情者,自然不辨香臭,还以为是“新发现”呢。至于张爱玲,美国有华裔学者夏志清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作参考而写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吹捧,在海外挺有名。人家谁管她是不是汉奸的老婆来!老贾说,夏某前些年到中国来还来看过他,入了美国籍的人比“二鬼子”更吃香,国内还能不信着奉着?他说:“老何你太傻,喊破喉咙也是白费!你看上面管事儿的来关心过这样的事么?要你干着急做啥!”
  老贾的话当然是以牢骚回答我的牢骚,可听了也不免让人心灰气丧。化灰心为懒惰自是一瞬间事,比化悲痛为力量什么的轻易得多。——癸未中秋
  
  批评家的故事
  
  鲁迅在某处说过:当着大人先生,你对他的高谈阔论不能完全不懂,不懂就使他没兴;但也不可太懂,太懂了就扫他的兴。这话真道破了中国的人情三昧。倘若不仅“太懂”,进而又要说三道四,那便是属于不识相了。
  接续两期《文学自由谈》上读了闵抗生《大言欺世与自欺欺人》(今年第2期)和李少冰《大师终是大师,废话就是废话》(今年第5期)两文,不禁要慨叹两位作者的不通人情世故竟至于斯极。人家风头正健,自以为在发警世高论,咳珠唾玉呢,旁听着不捧几句场,倒也罢了,偏要不凑趣地指指点点,揭穿老底,不仅扫人的兴,竟刮人的脸,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岂不闻“无知者无畏”,乃是常情;而且无知者之敢于恣肆无忌,是仗着大群大群比无知者更无知的听众看客吃他,服他,捧着他。无知者以有恃而更无畏,更恣肆,自我感觉的良好度不断升温。须知,世上本来多的就是如此糊弄来、糊弄去,热热闹闹,岂不有趣的场景。两位偏要顶真,弄得大家扫兴,岂不煞尽风景!
  再说,干煞风景的事是要挨打的。这里且说个小故事——
  话说有个艺术评论家,专喜当众大发议论,信口褒贬,听众见他振振有词,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莫测其高深,批评家于是混得颇有名气了。这位评论家是高度近视眼,一日赴一画廊,偶忘带眼镜,在一幅有木框的人物画像前,向周围人等展开画评。说这画家画人物而不善选择对象,用了这样一个男人当模特,又丑又风度欠佳,结论是画家选择题材缺乏艺术眼光……。站在批评家旁边的老伴悄悄提醒丈夫说:“喂,这不是画,是面镜子。镜子里的人正是你自己呀!”批评家恼恨老婆插嘴打断他的议论,甩手掴了她一掌。
  这两位作者分明是在步故事里的批评家太太的后尘,而且不是悄悄话,竟然大声地说了出来。
  2003年9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