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境界殊异的两部回忆录
作者：伊健烨
两位女作者中，前者是解放前帮助过共产党、毛泽东的朋友，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女儿，本人又当过毛泽东的英语教师，上世纪70年代由毛泽东吩咐领导过英语教改，参加过对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接待，出席过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的大会等等，是叱咤政治风云的外交家。后者没有章含之那么多的光环，出身于一个“公职人员的家庭”，一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做资料员，但她“从小在大城市长大，听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看的是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和西方的话剧”；又从她父亲可以写信给林徽因，请她照顾北上求学的女儿，帮助女儿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一事来看，似乎也应该是位世家之后。两位女作者的婚姻情况也有类似的地方。她们都是离过婚再嫁给了比自己年长很多而又丧妻的名人。林洙嫁给了建筑大师梁思成，章含之则嫁与赫赫有名的才子外交家乔冠华。她们的婚姻都遭到对方儿女亲友的反对，承受过巨大的社会压力，不过最后还是得到幸福，只是快乐的日子很短暂，很快就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林、梁经历了急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章、乔是遭遇了“文革”后的政治审查。梁思成最后含怨而死；乔冠华郁郁寡欢，英年早逝。两位作者文采俱佳，加以感情真挚，颇能以情动人。
有意思的是，除此之外，这两本书就没有什么相同之处。而其中的差异似乎多少反映了作者的为人处世。作为续弦，她们都无法避免丈夫已经去世的前妻的问题。梁思成的元配夫人林徽因“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都有很深的修养”，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史和建筑史上都有相当地位的学者。林洙始终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面对梁思成弟妹和子女的不谅解，面对难以忍受的议论与指责，她有过“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但她又有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并没有代替林徽因——过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梁思成·林洙新生了。作为丈夫梁思成不同于过去的梁思成；作为妻子，林洙不可能代替林徽因。过去的梁思成是幸福的，现在他仍然是幸福的，也许其间的内涵不尽相同，也肯定是不会相同。”面对梁思成儿女的不满，她认为“虽然不是我的过错，但总是因我而起”，因此感到梁思成也“付出很大的牺牲”，感到“极大的内疚”。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她最后得到梁家人的理解和接受，成为这个著名的大家庭的一员，至今参与梁家的活动。吴荔明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孙们》对她跟梁思成的婚姻有专门的描写，可以证实梁家几代人都很尊敬她，也感谢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梁思成的关怀与照料。
相比之下，章含之对待乔冠华去世的夫人的态度颇让人感到不可理解，因为乔冠华的夫人龚澎也并非无名小卒。也许没有人拿她跟林徽因比较，但外交界、知识界都公认她是才华不在乔冠华之下的外交家，而且一直深受周恩来的赏识。《大匠》中恰好有一段对龚澎的描写。梁思成说她是他在解放前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漂亮的年轻女子”，“是战前燕大的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淡雅入时……给我们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解放后梁思成才知道龚澎是周恩来派去做知识分子的工作的。无论章含之是否像她自己描述的那样天真单纯和幼稚无知，她到了外交部以后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难道她在楼梯上想超越乔冠华而被别人拦住时，没有人告诉她乔冠华是在为龚澎的去世而悲哀吗?可是，纵观她的几部回忆录，没有一本提到龚澎的名字。这就恐怕不是无意的疏漏，只能解释为刻意的排斥。对待理应值得尊敬的死者尚且如此，那跟龚澎和乔冠华的儿女的矛盾就可以想象了。在《大红门》里她暗示乔冠华儿女反对的原因是怕失去“经济利益”和高干子弟的“特权”。这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1973年时似乎还没有流行如时下盛行的特权，如果乔冠华真如她描写的那样清贫清廉而又刚正不阿，恐怕不会培养子女的特权思想，更不会有巨大的财产可争夺。即使有这个财产和特权问题，难道乔冠华再婚以后，他跟龚澎的儿女就不是他的儿女，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了吗?事情过去了快30年，她还如此描述，只能说明这样的解释是缺乏自省的说法，说明《大红门》的作者并未完全做到她父亲“一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的教导。(顺便提一笔，她9年未去八宝山祭奠父亲一事也颇为使人吃惊。)
可比的不同还有很多，例如对于政治的态度。《大匠》的作者用平实无华的文字描述了“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侮辱与摧残，也刻画了梁思成的真诚与骨气。她关于梁思成“坚信毛主席领导的正确”、“毫不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必要”，因而“钻进自我批判的死胡同，再也绕不出来”的看法十分尖锐和中肯，很能说明当年许多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林洙的书看来起点不高，就写了她所了解的梁思成，但是她心态平衡，实事求是，结果不仅很好地描写了梁氏，而且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和中国知识界的政治命运，小中见大，反而能反映出那个年代的政治。以章含之的身份、经历及其书名，原可以很好地让读者看到当年的政治风云，使人一窥大红门之内的世事变迁从而对中国政治有所了解。可惜作者沉醉于个人情感(不是不要，但她写得太过头了，从《十年风雨情》开始，就不断重复老调)，个人恩怨也太多，而且对待个人情感以外的世界过于苛刻，仿佛惟有她与乔冠华是最正确的，她没有负天下人而是天下人负了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即便是最无辜最天真的人恐怕都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或做过一两件违心的事，更何况他们那样处在政治旋涡中心的人物。作为一个政治家，乔冠华在他如日中天的全盛时期，难道就没有一点差错?有人提到老朋友胡风在落难时曾向他求助，但他的态度却是非常冷漠。《大红门》中也谈到冯亦代先生等乔冠华的老朋友以前从来不上门，都是在他处境不好时才恢复联系的。这是为什么?恐怕一方面是这些老先生不肯高攀权贵的骨气，另一方面是这些先生们知道自己的右派身份，即便上门也会吃闭门羹的。总之，作者拒绝触及灵魂，拒绝暴露自己，这种缺乏深刻反思的做法使这本书显得很肤浅，虽然可读性很强。这就涉及到作者写作的目的。在我看来，作者恐怕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因此需要用那怨妇般的吟唱、花絮式的新闻来赢得看客，使《大红门》成为畅销读物。这就令人太可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