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从两封来信看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
作者：金文明
拙著《石破天惊逗秋雨》初版本考辨的内容，只限于余秋雨散文中的古代文史差错，而本文涉及的问题，则属于现当代史的范畴，是由我素不相识的两位学者来信揭示的。由于情节精彩，发人深省，对早就红遍天下，但已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的余秋雨先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故特将信中主要内容敷衍成文，以飨读者。至于行文路数，则仍按惯例，从余先生的文史知识差错谈起。
一、“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有没有进占陕西、甘肃，并直取兰州?
余先生在《文化苦旅·这里真安静》中写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
我查了一下有关的史料，“卢沟桥事变”以后，当年9月13日和11月8日，日本侵略军确实先后攻占了山西的大同和太原，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0师和一二九师，已经分别在汾河流域及晋西北、晋东南等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阻止了日军的南下。山西全省并未沦陷于敌手。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除个别城镇一度遭到小股日军侵扰外，也没有损兵失地。位于陕北的延安，就连敌寇的影响都未曾见到过。所谓日军进占陕西之说又从何谈起呢?至于进占甘肃，就更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当然，1939年2月和11月，日军曾几次派飞机袭击甘肃省会兰州，在该城上空与中国空军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双方互有损失，但城市则始终掌握在国军手中，怎么能随心所欲地说成日军“直取兰州”呢?
1992年3月《文化苦旅》出版后不久，上述错误已经被读者发现。当年9月，上海作家协会的王果先生即致函余秋雨，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原文如下：
余秋雨先生：尊著《文化苦旅》中《这里真安静》一文云：“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抗日战争中，北平、山西曾陷敌手，陕西、甘肃山河依旧。八年侵华战争，日寇铁蹄未克潼关，延安并立，西安无恙，更不存在“直取兰州”。但上述悖于历史事实之说，似不影响《苦旅》全书审美价值。
王果先生的信，措辞相当委婉，不但毫无讥刺之意，而且还特加说明：“上述悖于历史事实之说，似不影响《苦旅》全书审美价值。”他原想，按照常规，出于礼貌，余秋雨理应复函表示：待书再版时加以更正。谁知半年过去，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于是，王果先生又将上述意见写成一篇短文投寄给一家以“读书”命名的小报。时逾四月，未见发落。他曾以电话询问有关编辑，答道：“稿子是不错的，所批评也是事实，但……
(编者注：此处删去10字)故发表与否，还需研究。”谁知这一研究，直到2003年6月仍未见结果，时间却已超过了八年抗战。最后，王果先生看到了今年4月出版的第二版第14次印刷本《文化苦旅》，发现原来的差错只字未改。他在愤激之余，便把当初致余秋雨的信通过《咬文嚼字》编辑部转寄给我，建议我撰文予以披露，不能再让违背史实的无知谬说继续误人子弟了。
二、关于马寅初先生两次“呜”声呜出大宁静的现代神话。
余先生在台湾东海大学的演讲稿《何处大宁静》中说：
在漠视纷争的问题上，令我特别心仪的是已故大学者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他的著名人口学理论受到严厉批判，并因此被撤销了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儿子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时，他正在洗澡，他听了只“呜”了一声，没再说第二句话。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冤案彻底平反 ，并获得了比过去更大的荣誉。当时他已百岁高龄，他的也已高龄的儿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又在洗澡，听了之后仍然只是“呜”了一声，不再说什么。我觉得他这横跨数十年的两声“呜”极有魅力，“呜”出了高贵，“呜”出了操守，“呜”出了大宁静，简直足以傲视历史。
余秋雨先生真不愧为演讲高手。他仅仅用了两个“呜”字，便极其巧妙地编造出一个引人入胜的现代神话，让那些并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台湾大学生们听得肃然动容，啧啧连声，久久沉浸在这位“文化史学家”刻意营造的心态“大宁静”中。然而有谁会想到，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钦佩得五体投地的“大师”潇潇洒洒地耍了一把!
1999年4月，有位邵纯先生偶然看到了这篇收入《台湾演讲录》的文章。他曾经担任过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研究马寅初的生平和学说，对这则人为杜撰的两“呜”神话感到有点匪夷所思。“出于百分之百的善意”，他立即给余秋雨先生写了一封信，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1)马寅初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是自己辞职的，不是“被撤销了大学校长的职务”。1960年1月3日，马寅初亲自到北京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向部长杨秀峰口头提出辞职，次日递交了辞职书。3月18日离开北大燕南园43号的办公室，回到东总布胡同32号家中。因此，余秋雨说他儿子告诉他被撤职的“坏消息”时，他正在洗澡，只“呜”了一声云云，纯属杜撰。
(2)马寅初蒙冤19年 ，不是“横跨数十年”；平反时97岁，不是“百岁”。马寅初先生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生于1925年，次子生于1926年，马寅初平反时，一位54岁，一位53岁，并非如余秋雨所说的“也已高龄”，他们如今健在。
(3)马寅初80多岁时一条腿麻木，不能行走。91岁患肠癌，经过两次大手术后卧床，每天由家人擦身。余秋雨说马寅初平反时他又在洗澡，又“呜”了一声。这离奇的情节近乎神话，纯属虚构。
(4)马寅初平反，不是由他儿子传达的。1979年7月25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受党中央委托看望马寅初，作了口头平反，马寅初高兴地说：“这样看来，我这个老头子还有点用处。”同年9月14日，北京大学负责人周林等到马寅初家中，向他宣布了平反决定。马寅初笑容可掬地坐在轮椅上(有照片)，他的次子马本初代致答词(《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26—327页)，全文约700字。余秋雨说他对平反只“呜”了一声，岂不在篡改历史吗?
(5)余秋雨说马寅初“漠视纷争”，有如变戏法似的把一个演说家变成了哑巴。1928年时，马寅初已出版了四本演讲集。后来反蒋，受到暗杀的威胁，他写下遗嘱，继续狮吼，因此坐牢，软禁近五年，依然故我。马寅初《新人口论》横遭批判后，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坚持“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的观点，因此拒绝了周恩来在内的关心与劝说，两次以同样的文字发表声明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11、316页)。这难道是“漠视纷争”吗?无论作出怎样的解释，以马寅初的性格和经历来支撑所谓漠视纷争的“大宁静”，都是对马寅初毫无了解，捕风捉影，缘木求鱼，以致贻笑大方的证明。
这五个问题抓得非常准确，批评也有理有据，将余秋雨精心编造的“现代神话”作了彻底的否定，使他无法反驳和诡辩。如果张扬开去，肯定会大出洋相，损害到他作为一个“著名学者”的声誉。于是他急忙给邵纯先生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邵纯先生：您好!
感谢您的来信。您在上海见到的我的“台湾演讲录”是一个伪本，我从未在大陆出过这本书。在台湾一些地方演讲时，有一些人记录，可能是我随口讲述有误，也可能记录有误，造成不少问题，好在尚未出书，待我以后亲自整理这些讲稿正式出书时，一定按您的意见改。再次谢谢您!
余秋雨
1999，6，27
这封信看起来语意谦恭，没有对演讲内容的错误作丝毫的辩解，但却把问题推到所谓的“伪本”身上，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引起了邵纯先生的不满。今年7月，已经退休回沪的邵先生，看了《新民晚报》上余秋雨对我的“言辞”和我的回应文章，也通过《咬文嚼字》编辑部同我取得了联系。他在给我的来函中，附上了当年余秋雨的回信，并谈了自己的感受：
余秋雨的信写得很有意思。1，用“伪本”推卸了内容多处错误的责任； 2，所谓口误，怎么会误了一大串?3，所谓记录有误，是叫他人代为受过，太不道德了。但是，人家既然回了信，我也就到此结束，不再较真。去年(2002年)3月，我由乌鲁木齐到上海定居，偶然又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台湾演讲录》，署名余秋雨，原有的错误一字未动。我因此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于是上网查阅，发现余秋雨有一大段自白，大意是：我在台湾，听众追着我讲演，只好临时想些内容，结果逼出了一本《台湾演讲录》云云。
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承认《台湾演讲录》，出了错就说那是“伪本”。真是左右逢源。然而这位散文大家的品格，也恰恰从这件小事上露了馅。从此，我不再喜欢看他的书。
我品味着邵先生略带愤懑的话语，又把余秋雨当年给他的信仔仔细细地揣摩了一遍，忽然似有所悟，便立即从书架上找出台湾尔雅出版社印行的《余秋雨台湾演讲》，前前后后地翻检起来。大约忙碌了半个多小时，终于从余秋雨的《自序》和隐地先生的“后记”(“关于《余秋雨台湾演讲》”)中找到了以下这些介绍：
余秋雨《自序》：
直到编完这本书，我还是觉得演讲是人世间的一件怪事。
本书是我于1996年冬到1997年春在台湾各城市多次演讲的记录稿选集，顺便把1992年初次来台湾时的三篇讲稿也附在后面……
《自序》最后所署时间、地点为“1997年秋，上海——安徽寓所”。
隐地《关于<余秋雨台湾演讲>》：
等啊等啊，从(1997年)2月3月等到5月6月，每封回信都说在整理当中，7月8月有了眉目，10月23日终于收到他(余秋雨)自己根据20场演讲的内容融合、整理成十篇文章的书稿，名为演讲，实际上早已转换成创作，可以说，“台湾演讲”就是余秋雨继《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之后引颈企盼等到的第三本新书……
再看版权页上的记载，这本《余秋雨台湾演讲》的初版时间是1998年1月1日，至1999年7月1日，已经印行了11版。
将以上介绍，跟余秋雨先生的那封回信一对照，问题马上就突显了出来：这位经常影射、指责别人是“小人”的“谦谦君子”余秋雨，在对批评他的邵纯先生公然撒谎，而且撒的是弥天大谎!
你看，他明明是“1997年秋”就已亲自将十篇演讲稿整理编完，写好《自序》，并于10月23日寄到台湾尔雅出版社。该社也于1998年1月1日以《余秋雨台湾演讲》为名正式出版发行。可他却在时隔一年半以后的1999年6月 27日，还要装神弄鬼似地对邵先生说：“好在尚未出书，待我以后亲自整理这些讲稿正式出书时，一定按您的意见改。”什么“好在”?什么“一定”?真是甜言蜜语，巧舌如簧，说的比唱的好听!你的讲稿不是早就整理完了吗，怎么还要“亲自整理”呢?你的书在写这封回信时不是已经印了10版吗，怎么还说“尚未出书”呢?面对一位年长的学者，你不接受批评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说假话，用谎言和根本不想兑现的“承诺”去愚弄人家呢?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余秋雨先生不但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功底浅薄，而且他的现当代史知识也相当欠缺。本来有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认真查阅史料来解决，但他就是喜欢玩小聪明，耍嘴皮子，信口开河，临场发挥，甚至不惜胡编乱造，哗众取宠，让许多荒唐可笑的差错，潜移默化地贻误广大的读者和听众。邵纯先生所揭露的马寅初两“呜”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为了维护被人为捧抬起来的声价和尊严，他对自己散文中确实存在的知识差错和来自读者的批评，从来就是视若无睹、全盘否认的。实在挡不住了，就以推诿来敷衍搪塞，甚至用谎言蒙人。其结果，就使原来许多真诚地关心、爱护、支持和赞扬过他的读者，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和好感，甚至厌恶有加，批评不断。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难道不值得号称“文化史学家”的余秋雨先生深长思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