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轻言“陌生”乃无知
作者：周 怡
不过我以为，轻言陌生，只会证明无知。从库切到凯尔泰斯、比迪亚达尔·奈保尔，加之更早一点的高行健，他们之间的创作主题其实存在着相当清晰的联系，或者称之为共性。这种联系和共性就成为当下世界文学一种带有倾向性的潮流，甚至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时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陌生可言。从作家个体上说，或许是偶然性的，但从文学创作的文本意义上讲，有它的一贯性。其实，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的正是作家笔下的作品，而作家个人是谁，本来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关键的是，这些作品的共性以及所产生的某种潮流和时尚究竟是什么呢？
最具有发言权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都在回答人们的这个问题，总结起来可以说：是一位身临其境的历难者在述说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并将这一历史的陈迹与现实的生存危机紧密地联系起来。关于库切的创作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指明：库切小说的基本主题是南非种族制度所导致的价值观和种族隔离制度下的行为。关于凯尔泰斯，瑞典文学院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他通过在作品中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孜孜不倦地探索了这样一个主题，即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群体被迫屈服于社会强权的时代是如何生活和思考问题的。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英国作家比迪亚达尔·奈保尔，瑞典皇家科学院宣称以表彰“其著作中富有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将扭曲的历史中的真实展现出来”。获奖的作者不谋而合地给予了同样的回应，凯尔泰斯说：“每次构思新小说，我总会想到奥斯威辛。”他认为：“60年后的今天，奥斯威辛的阴影仍然没有尽散，集体疯狂和大规模死亡的事例也仍未完全告别我们的世界。而且，即便没有了高墙、电网和焚尸炉，思想的集中营仍然威胁着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但愿我们早日挥手与恶作别。”奈保尔的作品主要描绘了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不安，暴力和绝望。奈保尔自己说：在印度我是个异乡人，但我已逐渐了解到自己的印度记忆、烙在我千里达童年记忆中的印度，犹如进入无垠过去的暗门。
库切的汉语的译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就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等待野蛮人》，中国大陆译林出版社于2002年翻译了《耻》，但未料立刻就淹没在现代传媒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等待野蛮人》当中的主人公兼叙述人是一位殖民者身份的老治安官员，但他同情那些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土著“野蛮人”。与此同时，他又看穿了自己这种同情正是代表着殖民者的原罪，其目的还是对土著人的驯化。治安官试图彻底超脱这一切，真正进入野蛮人的历史和现实生存中去。在这一实践过程里，就演化成一个离奇的男女恋情故事。治安官与一位土著的少女相遇，少女面貌丑陋，遍身伤痕，似乎意味着原始生命在殖民统治下的痛苦和磨难。在两个人复杂的情感纠葛中，治安官始终无法与土著少女达成真正的沟通，治安官所有的精神投入都是无效的。“父亲的宠爱”、“丈夫的宠爱”以及“主人的宠爱”都得不到回应。或许，在新的生活中她又遭受到了一种新的奴役和伤害。于是，治安官决定将她送回土著人的住所，而这个时候，治安官发现他与少女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相依相随的关系。治安官最终是以“渎职、通敌”罪而遭殖民政府的逮捕，并受尽酷刑。然而，他却从非人的牢狱生活中挖掘出一种超脱原罪的自由。正是这囚禁的自由，为他的精神与肉体洗清了那些殖民者的臭气。治安官开始以平等的精神着手记录历史，但他省悟到，无论多么平等的记录也都是殖民的记录。惟一的办法就是以一种活在历史之外的生命形态来见证。作品对于殖民主义的强烈谴责并没有留在表面化的“他者”谴责，而是将自身纳入这个殖民者的体系之中来考察：既然你给历史留下了苦难和创伤，也就不可能将它彻底抹杀，任何的忏悔与补救都无济于事。作者对历史的这一现实性感悟，具有相当强烈的警世作用。
库切最深刻的作品还是他的《耻》。故事的大致情节是，开普技术大学的传播学教授戴维·卢里因为与他的女学生的色情丑闻并拒绝悔过，而被逐出校园。于是，他选择了到乡下女儿露西居住的小农庄里打发余生。尽管他对于农村单调的生活极不适应，但还是力争与当地的居民和谐相处。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三个土著人袭击了他们的家，女儿被强暴，自己也受伤。当卢里前去安慰女儿的时候，发现女儿根本不允许他进入自己的精神生活。露西明确地告诉父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在眼下，在这里，这不是。”眼下是什么时候？这里是什么地方？露西的回答：眼下是现在，这里是南非。这正是作者的思考，在人物关系之深处的政治思考和历史反省。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环境，作为个体的露西成为种族歧视与殖民统治的替罪羊。令人震撼的是，她认命地接受这一源于殖民历史与种族隔离所产生的仇恨，尽管并不该施加在她的身上。她无所选择，只有面对耻辱，面对丑恶，面对仇恨，还有为此而不该出世的一个婴儿。在眼下的这个时候和地方，一切文明世界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都成为生活的障碍。父亲卢里能够做一点什么呢，他甚至跟阴谋者合作，眼看着女儿嫁给他。剩下的只有麻木和空虚。身为殖民者及其他们的后代的白种人或上等人，最终也是在贪婪和罪恶的胁迫下沦落，沦落到以自己的名誉和身体为代价，在土著人的庇护下生存。这就是现实，是历史罪恶的沉积而铸成的现实。无论岁月多么无情，都不会将历史掩去。“岁月是活的。战争、暴行：这些企图把岁月遮盖起来的用词，却被岁月吞入黑黑的喉咙。”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中留下的耻辱。
《耻》的译者在序文中将小说的人物关系以及其中隐含的政治意蕴概括为“越界”，卢里对他的女学生施爱是一种“越界”；他对女儿的乡间生活选择不满，也是一种“越界”；甚至他试图通过安抚女儿的创伤而进入她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种“越界”。而这一切都与殖民主义者的政治“越界”有着深刻的联系，都是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意识与行为。译者说，库切使用了“篡越、越界”（Crouns）这个词，正是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儿子，他阴谋篡位统治世界，后来却被自己的儿子宙斯废黜。因此，“越界”理应看作是作品一个重要的思想隐语。译者指出：“不过，库切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回顾殖民主义对南非的越界这一历史问题上，他真正关注并通过小说中各种细节来表达的，是对历史上的‘越界’在当前现实中后果的思考，对‘越界’代价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同样具有丰富的层次和深刻的意义。”当然，南非的土著人对于卢里父女也是“越界”，但露西并不去报案，卢里也只得隐忍下去，这里面或许就可以做出更深层的解释：当殖民主义势力在南非消失的时候，殖民者赖以庇护的那个社会机制也烟消云散，在一个仇视殖民者的环境里，报案的结果或许还会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和伤害。要求索赔吗？作为殖民者所欠下南非的血债，岂是这样的一个偶发性案件所能补偿和平衡的。作者尽管没有站出来指明这一切，但我们完全可以从故事里读出隐藏的东西。
从1980年创作的《等待野蛮人》到1999年的《耻》，库切的创作主题是贯穿始终的。他以鲜明的政治批判立场显示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如果说《等待野蛮人》的基本态度还是一种殖民者的反省和悔罪，并试图寻找一个彻底反省和悔罪的途径，最终达到心灵的自由与解放。那么，被评论界称之为黑色讽刺作品的《耻》，其批判态度和情感色彩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作者从强烈的原罪意识转化为冷峻而带有几分残酷的自嘲。卢里父女的遭遇不管有多么不幸，但站在历史的高度，毕竟陷入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悖论。从那位等待野蛮人的治安官到大学教授卢里，完成了一个正义者从理想到幻灭的人生旅程，将生存的忧虑告诉世人。
库切的忧虑代表了整个西方世界当今的精神状态，进入新世纪以来，恐怖与反恐怖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如果库切的作品能够给人以现实启迪的话，这里面的历史根源是值得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