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匪夷所思的往事
作者：彦 火
巴金先生五卷本的《随想录》写于一九七八年的中国开放年代，完成于一九八六年，耗去巴金整整八年交瘁的心血。巴金自称，五卷本的《随想录》中不少篇章是在病榻中用颤抖的手艰难运笔，“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是十年创伤的脓血。”巴金把笔当作手术刀，作了深刻的自剖，毫无保留的刺向自己，挑开累累的伤疤，令人在伤痛中彻悟，允称“讲真话的书”。在中国的文坛，这种高度自我反省的精神和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作认真忏悔，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所以具有深远的意义。
巴金的《随想录》分别在他主编的上海《收获》杂志和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至于他与《大公报》的一段不愉快经历是这样的——
早年香港《大公报》驻京代表和《大公报》副刊主编潘际炯(笔名唐琼)与巴金先生论交，关系迩密，因了他的关系，巴老把他的《随想录》给《大公报》副刊发表，相安无事。为了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巴金先生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下旬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先送到《收获》杂志，待出了清样后，他把文章寄给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的编者，结果被《大公报》的编者删得面目全非，举凡文章与“文化大革命”相关或略有牵连的句子，均给编辑无情之刀砍掉。最令人百思莫解的是文中提到鲁迅先生的自我况喻：“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也给删掉，原因是“牛”与“文革”“牛棚”有关云云。这种把文字上纲上线的尺度与“文革”的标准相仿，难怪巴老给气煞了。
巴老在《随想录合订本》中指出：“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
潘际炯在他年前出版的《唐琼随笔》曾提到这桩事，文章写道：
“巴金《随想录》十种版本絮语有一段增订文字：
“报纸上发表的《随想录》第七十三篇，只有《鹰的歌》，无文；香港三联单行本《真话集》也是有目无文。巴金为报社编辑部擅自删改他的《怀念鲁迅先生》而愤怒，并以停写表示抗议。不过，从来好不容易才肯恢复续写。这个文坛掌故，短文是说不清楚的。”
潘际炯在上述文字有语焉不清之嫌。其实最清楚不过的是当年《大公报》个别编者受极左思想影响，大抵是害怕丢了乌纱帽，才对巴金文章挥刀。令人纳罕的是，巴金先生的《怀念鲁迅先生》文章，没有遭内地官方报刊的删改，却逃不过被香港报刊的霍霍之刀，真是匪夷所思!
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被报纸删改，令他感到愤慨莫名。当时他曾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求我告诉出香港版的香港三联书店，把《鹰的歌》内文抽起，只“存目”以向极左思潮表示抗议，这就是“存目无文”的原因。巴老的《鹰的歌》记叙了他的《怀念鲁迅先生》被《大公报》编者删改的经过。顺带一提，后来一九八八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巴金随想录合订本》巴老已把《鹰的歌》补上去了。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代表作，收入“文革”后所写一百五十篇随笔，不乏传诵广泛的名篇，如《怀念萧珊》、《怀念老舍同志》、《纪念雪峰》、《怀念胡风》等，文章对那些在“文革”中含冤而死的亲友寄予了深切的思念之情；其中也不乏针砭时弊，对极左路线阴影的抗争的，如《豪言壮语》、《没什么可怕的了》、《样板戏》、《官气》、《我的恶梦》等，情文并茂，令人动容；还有不少篇什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政治淫威下做错事、说违心的话所作深刻的检讨和严格的自剖，提出“讲真话”的人格准则，使人们重拾回崇高的品质和尊严。在“反右”和“文革”的年代，人性沉沦，精神萎靡，但这只是暂时的。我想起歌德的一段话：“西沉的永是这同一个太阳，……我深信人类精神是不朽的，它就像太阳 ，用肉眼来看，它像是落下去了，而实际上它永远不落。
人类的人格精神之花是永远不会凋谢的。在巴老晚年的文章和他身上，我们就读到一个脊梁式知识分子的▲▲的品格和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