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谦和平易的叶圣陶先生
作者：金 梅
叶圣陶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小说、散文、童话创作和发现、扶植青年作家(如巴金、丁玲、戴望舒)等方面，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在上个世纪中叶之前，环顾全国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一些文章，在谈论着他的创作，却多系对其某一名作的重复评价，而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专著。我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便有意要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的这个空白。后因十年“文革”而中断。到七十年代后期重拾旧稿时，我为了向叶老询问、请教一些有关他创作上的问题，也为了得到他的支持，从1977年8月起给他写信。信中除了向他汇报我正在写作一部研究其创作的专著，还请求他在拙稿完成以后，能为我审阅一过，以免与他的文心和创作风貌出入太大了。叶老在收到我第一次去信后第二天——1977年8月17日，即复信说：“大札昨日转到，诵悉种种。我所作素不自满，听人谈起，常觉汗颜。足下乃欲综论之，虽不敢劝阻，私心总以为似可无须。”叶老在创作上有过突出的成就，他却能以一般作家所难有的那种谦逊与平常心，去看待有人在研究其创作这类事。他这种想法与态度，在以后给我的复信中，还多次表述过。如在1978年5月6日信中，回答我提出的他在创作特色上有何追求时说：“我本人惟觉殊少特色，平平而已。此非谦辞，希幸亮察。”1979年2月3日的复信中则说：“评论拙作，成稿十七万字(指我当时写出的评论叶老创作的初稿——笔者)，闻之感愧。我总觉拙作浅薄，不值研讨，偶见赞许，辄为汗颜。”1979年8月3日信中又说：“我以为我作大都平常，不值得批评家重视。足下以为是谦辞，其实乃我之真实想头也。”
叶老早期的一批文言小说，虽也发表于《礼拜六》等消闲类杂志上，但这些作品，多方面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尤其是从—定程度上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状况，反映了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生活，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坛氛围下难得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叶老的这批小说，一直没有结集出版过。我在研读其创作的过程中，觉得如能将这批作品汇编出版，无论对全面了解清末民初整个小说创作的面貌，还是对叶圣陶这位作家创作进程作全面、深入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当我向叶老提出这个建议时，他在1979年10月13日的复信中明确表示：“我之集子，只望其少出，因其幼稚浅薄，不值得流传。来函言将我早期之作汇印之，请恕我不表赞同。我手头虽无此诸篇小说，然我确知其不值一观也。此点乞原谅。”
对我在去信中多次提出的，请他审阅拙稿一事，叶老先是以视力不济而婉拒。他说：“我身体尚可，然近年来几乎不能稍用心思，偶作小诗，即致失眠，故恒自戒勿萌有所作之想。近三月来左目底部微出血，视物象模糊且歪斜，看与写单靠右目，异常不便，且感疲劳。以故只能少看少写，报刊几乎不看，作复书只能信笔乱挥，来书言将大稿属看，事实上难以遵办，惟有请求原谅而已。”(1977年8月17日信)由于我当时年轻，不懂事理，不知深浅，在叶老已经表示不能审读书稿后，又提出由他请一位熟悉其创作的同辈作家审读的要求。叶老则在1977年8月25日的复信中说：“我之不能展读大稿，目疾与不能多用心思之外，尚有一因，即大稿所论乃我之所作也。”并说，他“既不应参与品评己作”，“又何敢”请他人“代之”呢?
由不能审读我的书稿，叶老在复信中，还多次谈到过作家如何对待与己有关的评论问题。1979年10月13日复信中说：“我想作者评者各有其自由，作者只须自信其文值得写，而且认认真真写，就可以打算发表。批评是人家的事，评得对，我接受，评得不对，尽可不管。” 1980年6月20日的复信中又说：“我向有想法，评论某人之为人或著作，只须直抒己见，不必交某人过目。评论写成，刊布于报誌，俟读者辨别其当否。在被评之某人，此时亦为读者之一，如觉言之中肯，当然会心一笑，如觉说得欠当，亦宜承认作者有其言论思想之自由，不加责备。”1980年，我在东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编辑出版的《现代文学论集》上，发表了一篇综论叶圣陶童话创作的文章。叶老在“大略翻阅”之后复信说：“知称誉过甚，使我惭愧无已。以我妄想，评论最宜瑕瑜并举，则于读者作者两皆有益。”叶老关于“作者评者各有其言论思想之自由”一说，对如何处理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问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如果我们的作家和评论家，都能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的思想言论之自由，文坛上无谓的争论，也许会少一些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家人在一家美术出版社工作，作为责编，每年都能得到部分挂历，以此赠送亲友，也是情谊的一种表示。住在本市的，给他送上门去，自会当面感谢一番。寄往外地的，则就大多石沉大海，少有反馈的消息了。其间，叶老却是一个例外。我每寄一次，他都有热烈认真的回音，且对挂历上的那些名画每有所评。如1980年1月12日复信说：“惠贶名画半月历，感激之至。……所印名画皆所熟悉，而页幅大，印刷精，足资细赏。全家展玩，皆高兴之至。”1982年12月17日信中说：“承蒙寄赠明岁月历，顷已收到，不胜感谢。此月历全收扇面，颇觉新鲜。以于非阐之作为多，其所作皆有独创意味，览之心喜，殊足珍也。”叶老以为，寄给他的挂历，是我特意购买的，故在1981年12月25日复信中说：“今年月历少印，相戒勿馈贻，足下殆特购之矣。”说句实话，我不是个很大方的人，当时也没有富裕到能够自掏腰包，去买些价格不菲的挂历挂号邮寄。我只是在借花献佛而已。收到他人寄来的挂历，是不是给个回音，这是屑琐小事，双方都无须认真。但便是在这类屑琐小事上，叶老也显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完善人格的自觉修养。这里顺便提一下，在叶老给我的 16封书信中，没有一枚信封、一张信纸是来自公家的，都是他自备的平常百姓所用的那种信纸信封。这也是令我肃然起敬的地方。
叶老在给我的信中，曾多次这样表示过：“津京相去极近，何日得暇来京，晤面倾谈，良深殷盼。”但由于我怯于拜见名人，也考虑到叶老年事已高，不便打扰，而正在写作的《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稿，又迟迟不能完成，所以一直没到北京去，向叶老当面问候、汇报和求教。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一次趁在京开会的间隙，到东四八条拜访了圣陶老人。当时，他正在灯下专心致志地校读什么书稿。我不敢多耽误他宝贵的时间，只是向他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书稿写作的进展情况。他听后说：“关于我的创作，我在给你的信中已多次说过，不值得评论家们留意。但一些同志还是热情不减，锲而不舍，你也是其中的一位。我既然不能劝阻大家，只好听之任之了。你尽可直抒胸臆，不必有什么顾虑，放手去写就是了。”
据其长子至善先生在《<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前言》中说，给叶老写信的，多数是不相识的读者、作者或教师，他不只一一答复，迟复了几天，还要向对方道歉。他多次说过，人家把信投进了邮筒，就在巴望你的回信，你不尽快答复，怎么对得起人家呢?叶老一生所写的信件，总数要在二万五千封以上。在写信一事上，他可能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由此，亦可见其真挚诚恳和平等待人之一斑。我在另一篇相关的文章中谈到过，由于数十年间的文字工作，叶老晚年视力极度下降，戴了度数很高的眼镜，还要加上放大镜，才能看书写字。一张16开大的信纸上，只能写上四五十个字。而且越到后来，字写得越大了。见了这样的信件，我怎能再去打扰他呢?因此，后来我有什么要请教的，就去信麻烦至善先生了。而至善先生有乃父之风，也是有信必复，且能想方设法地去满足对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