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对不务正业的文论家说些什么
作者：马建辉 王志耕
文学理论家们的副业大致有三类，一是研究国外的学者、理论家，比如卢卡奇、马尔库塞、本雅明、阿尔都塞、伊格尔顿，比如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哈贝马斯，比如韦伯、福柯、拉康、布迪厄，比如利奥塔、德里达，比如姚斯、韦勒克、佛克马……这些学者有很多甚至连文学理论家都算不上，却倍受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国内文学理论家研究外国理论家的理论，在我国学术界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而这其实是文论家抢了文论史家的饭碗。“不读福柯、拉康就不能谈论文学”，可问题的关键是文论家们读福柯、拉康只是为了研究他们，读了之后还是不肯或不能去谈论文学。武装了西方理论家的理论，文论家的思想倒是变得深刻、锋利了，而文学却成了他们的新盲点——这些文论家在理论上成了内行，而在文学上却不小心成了外行。据我们的了解，西方理论家的文论大多是由文学作品出发，以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为前提的，读他们的理论著作可以分明地感觉到作家作品的先期存在，他们的做法是通过阅读作品来提升出理论来，理论来自作品，而这种学术法则却被我国的很多文论家大大的忽视了。
文论家的另一类副业是搞比较时髦的文化研究，这也影响了一部份作家，他们研究电影、电视、网络、广告、服装、通俗音乐等等——反正不是研究文学，虽然文学也是文化的样式之一。搞文化研究当然可以，算是转行了吧，然而这些研究者却是依然参加文学理论的研讨会，并在研讨会上大谈文化转向；他们也依然“带”着文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在文学理论学科内指导研究生去写文化研究的论文。冒文学理论之名，行文化研究之实——这说到底还是不务正业。这很有点像经营不善的专卖店转变成了杂货店，可能会扭亏为盈，但专卖店是给彻底毁了。与研究国外理论家的那些文论家比较起来，转而搞文化研究的文论家似乎更势利、更虚荣。因为他们之所以抛弃文学，是由于文学在时下的边缘状态，不能满足其参与中心的欲望，而文化在他们看来则具有“全民性”，研究文化可能会使之摆脱边缘状态。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文论家追赶西学新潮的癖好，西方的一些学者转向了文化研究，他们当然也要忙不迭地招呼国人一齐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殊不知，西方还有更多的文论家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文学呢。
以上这两种副业之兴起无疑是导因于文论家对其研究对象的误认。还有一种副业，就是干脆什么对象也不要，而干起了“元件组装”这类低技术要求的手艺活——主要是那些文学概论或文学基本理论类著作编写者们的工作（大体上是给中文系的大学生做教材用）。讲文学叙事，就拼贴西方叙事学知识；讲文学语言，就拼贴符号学观点；讲文学阅读，就拼贴接受美学的理论。他们从概念到概念，从知识到知识，从理论到理论，最终组装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文学概论。中国大陆已是“世界工场”，这些文论家只不过是适时地加入了这一合唱而已。即便偶尔涉及到文学作品，也只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似是而非地举出几则例子罢了。
我们看过一本乔纳森·卡勒写的《文学理论》，人家在书中也讲“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但研究方法跟我们的大不相同。我们的文学理论著作或者说教材，在涉及这个问题时往往是从概念本身出发，拼取从西学中汲来的知识，从各个角度来规定文学，最后形成一个定义。而乔纳森·卡勒在谈这一问题时，则是从文学作品出发的，是从对具体的文学文本语言或话语的分析出发，从文学文本语言或话语与其他语言或话语的不同来区分出什么是文学来，所以卡勒的文学理论是有研究对象的。而我们的一些学者们在文学理论中说明的是理论问题，而非文学本身的问题。在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理论试卷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考题：联系具体作家作品来论述什么什么理论。对于学习理论的学生来说，这可以说是合理的要求；而对于文论家而言，则相反，应该是联系文学理论来考察作家作品，并从而创造或提炼出新的文学理论来。
俗话说，卖什么吆喝什么，在自己的摊位前吆喝了半天，等到有主顾光临了，却发现自己是在替别人吆喝。这样的“干吆喝”怎能不令自己气短，令听者厌烦！许多文学理论家立志要当文论史家、文化专家、组装巧匠——本来该唱青衣，却戴了个花脸的面具跑上台来，文学理论看来是真的快没戏了。这也许在我国预示了一个文学理论终结时代的即将来临——文学理论不仅仅将继续趋向边缘化，而且要彻底地隐退幕后了。
那么，最后我们该对那些不务正业的文论家说些什么？
——放弃文论家的“桂冠”下课。或者，回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