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文化的作用有多大？
作者：高俊林
在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文章中，毛先生对于文化的态度颇有些暧昧甚至前后矛盾。文章一开始好像是说文化没什么作用，并举例说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全国，在于“秦的优势之一，就是没有文化负担”。但到了文章后面，文化似乎又有了作用，“是社会所必须的”。并认为中国要“入世”，与国际接轨，就要“改变中国尚未达到先进水平的某些现状，改造中国文化”。至于改造的手段是，对现有文化“大泼冷水，甚而逼其结冰，从零点中提炼出结晶体”。这个话说得有些含糊，我半天没弄明白。后来一想，噢，毛先生是在做实验呢。似乎是将文化先放在类似于烧杯的容器里，泼水冷却至摄氏零度，搞一个物理变化；然后再“提炼”，来一个化学反应。但我对毛先生的这个实验能否成功颇感忧虑，我怕的是不但提炼不出结晶体，反而变成废渣，把原材料也给毁坏了。
毛先生要给文化做实验的直接动因是，认为现在的文化太多太滥，有添乱之嫌。在这一点上，我和先生恰好相反，以为文化多总比文化少好，有文化比没文化好，提倡“知识经济”也要比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好。虽然一时难免鱼龙混杂，真伪杂出，但大浪淘沙，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任何事物都需要一个过程，时间最终会检验一切。多元文化的出现值得我们欢迎，因为它是一个逐步走向成熟、健全、文明、理性的社会的重要标志。如果任着文化一味地叫嚣于“干预社会”或一味地耽溺于“玩乐”，最后恐怕都不免要走火入魔、陷于极端。这一点在西方社会也一样。譬如法国，既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也有唯美主义的波德莱尔；既有激进的萨特，也有平静的罗伯．格里耶。而在英国，有高尔斯华绥、奥威尔等人主张讽喻现实，干预社会；但同时又有王尔德提倡要“为艺术而艺术”，还主张讲“诳语”呢。没听说过欧洲因此觉得文化负担“厚重”，从而放缓了发展的步履。
毛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因厚重而太“累”了，所以反感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等文章，说它们大都是“玩文字，玩文墨，玩文采”。其实，乔伊思的《尤历西斯》、福克纳的《躁动与喧哗》，再加上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才是真正在“玩”文化呢，也好像没怎么干预现实，可并没有影响到它们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毛先生还说《离骚》、《红楼梦》等等于实际社会毫无作用。但不知想过没有，在过去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的文化中更多的是《二十四孝图》、《太上感应篇》、《大义觉迷录》一类的玩意儿，恰恰缺少《离骚》、《红楼梦》这样的东西。现在先生连这一点也要抹煞，何太忍耶?虽然古人云“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但中国历史上始终欠缺怨与怒的文化，更多的只是安乐与哀思。在治世里是欺瞒与蛊惑下的欢呼与掌声，在乱世里是压迫与摧残下的呻吟与眼泪。二者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文人们都没有挺直过身子，或是自己主动地卑躬屈膝，或是被人家打断了脊梁骨。如此种种，原因多多，岂可以文化“厚重”二字以蔽之?健全的社会能够产生健全的文化，病态的文化只能是发育不良的社会的产物。毛先生似乎在这一点上本末倒置了。只就文化谈文化，成则文化之功，败则文化之罪，未免隔靴搔痒。
我以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不能离开其所身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否则要犯“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例如毛先生说屈原“反对秦对全国的统一，不乏政治上的迂腐意识”，我就不大同意。我的印象是，屈原的确反对“秦对全国的统一”，但似乎并不反对楚对全国的统一。因为当时秦与楚是最强的两个国家，都有统一全国的实力。而屈原是联齐抗秦以统一全国的路线的积极策划者，不过他的主张没有被采纳而已。历史当然不容假设，但我们无妨假设一下，如果楚国统一了全国，也许中国老百姓以后的日子要相对好过一些。毕竟楚国文化发达，不会出现后来的焚书坑儒现象；而高度集权的封建帝王专制也是从秦始皇正式开始的。再如说秦始皇的错误在于“没有对同时代作家如荀况、韩非、商鞅等人的‘时文’做出应有的推崇和宣介”。其实，秦始皇的错误恰恰就在于对这些“时文”过于推崇。史载他对于韩非的文章叹赏不已，据说发兵大举伐韩的动机之一就是想要得到韩非本人。虽然韩非并未被重用反而死在了秦国的监狱里，那是牵涉到具体的政治斗争，并不影响法家思想成为秦的统治思想。与韩非同学、身为秦国丞相的李斯就是直接的推行者。实用的法家思想固然使秦国迅速强盛，而一味强调法、术、势，也使秦朝短命而亡。更糟的是，此后的封建帝王也跟着学，不过更巧妙了一点，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地搞了个“外儒内法”，结果流毒了中国社会达两千年之久。
至于毛先生责怪司马相如、李白等只说大话，“没有写出一则有真知真识的治世简论”。我在这里倒要替这些古人叫起屈来。谁说他们没有治世理想呢?司马相如曾劝皇帝“解酒罢猎”、与民同利，李白也想“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可皇帝不理这一套，偏偏要将他们“倡优畜之”，作为太平盛世的点缀。用毛先生的话说，皇帝是在“逗你玩”呢。热脸讨了个冷屁股，你让他们怎么办?起来反抗，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显示自己独立于皇权体制外的力量?只是这样一来，身家性命难保，我们今天可能连读“欲讽反劝”的《上林赋》这一类文章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鲁迅对此就很不以为然，认为中国的陋习就是“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而放过了真正的责任者。
另外，以《红楼梦》为例，毛先生痛斥大量的红学研究著作，说“何苦来呢?真有本事，再写一部高于《红》的作品比什么都强!”幸亏我本人不是吃《红楼梦》饭的，否则听了这句话只有自杀的份了。但我听说西方研究莎士比亚的人也很多，有“莎学”之称，似乎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批评。再说了，对于更古老的希腊罗马神话，至今研究者依然不乏其人。毛先生总不能强求他们再创作出新的更好的神话来吧。能创作出更为优秀的作品当然好，只可惜人类历史上像曹雪芹、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寥若晨星，几百年才出那么三五个。所以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继承，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薪火相传；急是急不得的，否则就容易闹出“文革”时期“村村出一个杜甫”的笑话。
为了卸除所谓的“文化负担”，毛先生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一举措暗露欣赏之意。其实焚不焚书都与国家兴亡没多大关系。秦始皇焚书也没有挽救秦朝短命而亡的命运，坑灰未冷而山东已乱。二十世纪的希特勒也曾大举焚书，应该没有什么文化负担了吧，可数年之内，曾经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土崩瓦解。至于南朝时的梁元帝在国家破亡后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悲叹“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除了表明他不过是一个至死不悟的糊涂虫以外，实在还是吃了太看重文化作用的亏，当初以为它真的能够治国平天下、派上大用场呢。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感谢他替我们减除了一部分文化负担，反而要痛诋他为毁灭文化的历史罪人。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倒是十分反感文化，一度连科举考试也取消了，应该是最没有文化负担了，可照样灭亡，连一百年也没有支撑下来。相反的例子也有，三国时期，文化相对落后的吴蜀却是最终被文化发达的曹魏给吞灭了。可见文化负担的说法，不大能够成立。
在俯瞰古今、横扫千军之后，毛先生所推崇的现代人物就只有毛泽东与鲁迅了，认为他们作为“具有文人属性的人显示了特殊的实用能量”，“对社会都产生了巨大而实际的干预能量”。毛泽东的确具有浓厚的文人属性，但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对社会的干预能量之大，有目共睹，直到今天我辈依然真切地领受着其深远影响，毛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就不用我在这里饶舌了。至于鲁迅，请容许我说一句近乎绕口令式的废话：鲁迅的产生有其特殊性，鲁迅只能产生于能够产生鲁迅的时代。而且他的干预能量是否真有毛先生所说的那么大，我还真有点怀疑呢。似乎鲁迅自己对他在这方面的力量也很不满意。他将一个杂文集子命名为《而已集》。而已者，如此而已也。他还曾经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门大炮就吓跑了”。至于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的悲愤：“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苟延残喘”，在《无花的蔷薇》里的沉痛：“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这些话语，我们能够轻易忽略吗?
文化自有其特殊作用，不能完全抹煞，但也不宜被过于夸大。在干预社会方面，一支笔到底能有多大力量呢?批判的武器是永远不及武器的批判的，正如动人的情歌往往是求爱或失恋以后的产物，接吻的嘴便不再唱歌。这些都是老话了。所以寻找文化“厚重”以至于衰败的原因，不能从文化本身去找，恐怕还得在文化之外去找，因为区区文化毕竟只是所谓的“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制约的，悬浮得更高的意识形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