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黄国荣的小说世界

作者:路 侃




  黄国荣的小说《兵谣》、《乡谣》随着出版时间的推移,愈发使人感受到一种精神的震撼力,一种艺术创造的感染力和一些对文学创作的有益启示。书中鲜明地表达出一种思想解放的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要脱离某种僵化的精神束缚健康成长的追求,而且也体现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理论的鲜明对照。它所描写的人物和故事触及到生活中很敏感的领域,抨击了形式主义弊端、脱离实际的虚假作风对工作、对事业、对人的成长造成的危害。而这种描写所表达的精神,所揭示的现象,对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这在时下长篇小说数量不断增多,但力作难求,特别是富有启示性、震撼力思想的长篇小说少见的时候,“二谣”的出现,让人眼睛一亮。
  《兵谣》对小说塑造英雄人物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它既是紧密贴近现实,又不是概念化、简单化;既高扬崇高、理想、英雄主义,又是真实可信,与一般人的距离很近,有很强的感染力。与一般英雄塑造不同的是,《兵谣》一是从批评的角度写英雄,二是从时时面对的生活中的某种诱惑中写英雄,三是在他生存环境的矛盾中写英雄,写他始终处在对他的两种不同的标准要求中。这些都和许多英雄塑造的写法不太一样,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写出了英雄内在的矛盾冲突,写出了人和生活的丰富性,从中孕育出英雄最终站立起来的巨大力量。英雄没有简单化,读者的认识也因此没有简单化。“高大全”不好,不仅因为他不真实,也因为他违反美学规律,即顶点往往就是衰落的时候。最有感染力的往往是在如王朝闻先生说过的“不到顶点”之时,如古希腊雕塑《掷铁饼人》的形象是蓄势爆发,而未爆发的姿态,给人最充分的力量美的想象。
  《乡谣》在人物塑造上达到了作者创作中的一个高度,塑造了一个当代文学中独特的普通农民形象。小说对吴越农村生活的描写驾轻就熟,叙述语言放松,纯熟,生活化、性格化,生活场景更加广泛,反映出作者对吴越农村生活十分熟悉。风格上还有一种冷幽默。小说十分可贵的是通过二祥和他的乡亲与小村的描写,生动反映出解放前后五十年的农村发展史,反映出作者对农村建设中挫折与进步的积极思考。一方面是极为丰富的生活性,十分有趣的滋味感,一方面又是巨大的历史感、沧桑感,二者结合得很自然。二祥这个人物是中国农民的缩影,受了许多苦,没有多大本事,但是始终有自然乐观的人生态度,坚持要用诚实劳动换取一点点微小幸福的理想,再苦也想讨老婆,也要争取自己或亲人的一点应得的利益,从中感到快乐。这种在困苦中对生活的坚持和追求,并不完全是阿Q精神,二祥性格中有自我安慰的成份,但他没有阿Q那么多的落后性,他更多的是善良、诚恳、肯于出力的品格,其实是中国人可贵的生命顽强的人生态度。二祥的性格还反映出个人命运始终与社会大环境紧密相连。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但是充满生活矛盾和人生转折,小到兄弟吃饭的矛盾,大到妻子离散的痛苦,直到大家生活都好转,都不是某个人的作用,这和许多描写苦难的小说经常设置一个或几个坏人也不一样,更历史唯物地反映了环境决定人品,环境造就人格的真实情况。
  黄国荣的小说都是写小人物、普通人的,但是这些小人物、普通人的形象都是很耐人寻味的。这些小人物和作者对他们的刻画都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思想内涵,有一种对社会的深入思考,有一种对基层人民的关心。作品通过对小人物的病态和不幸,写出引起疗救和改革的愿望。这种笔法令人想到鲁迅小说医人救国和中国现代小说“为人生而艺术”的优良传统,反映出作者有艺术良知,有社会责任感,有文学追求,不随波逐流的艺德。这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是十分可贵的。同时也说明,写小题材、小人物也能写出大作品。无论写大小题材,都应该下功夫于艺术挖掘,而不能以为取材“大”就是成功的捷径。文学的高层次发展需要与两个文明相协调,精神世界要更丰富和更高尚。“二谣”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可惜评论界过去对此没有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