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想象力到哪里去了？
作者：李国文
相反，在中国，最不应该富于想象的统计表报人员，却是才气洋溢的一群。别看阿拉伯数字，1 就是1，2就是2 ，来不得半点虚假，但他们却能浮想联翩，渲染夸大，甚至无中生有，那想象力真让我们为作家者钦服万分。
这或许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会计倒是作家的料，作家却最适宜去当会计。
一个只会写一，不善写二的作家，叫本色作家。如同只会演自己的演员，台下什么样，台上什么样，叫本色演员那样是一个道理。在中国，本色演员多，本色作家好像更多。因此，电影的不景气，文学的不振作，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吃亏在这个本色上。
本色，并无不好。有的演员，连本色也演不好，有的作家，甚至本色也写不成个气候呢！写了一辈子了，学生腔；写了一辈子了，耍贫；写了大半辈子，总是吐那点子苦水；写了一辈子了，如苏联歌曲唱的：“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因此，能将本色演出来的演员，能将本色写出来的作家，也就难能可贵的了。
话说回来，没有一个男演员，不想达到劳伦斯奥立威的成就。没有一个女演员，不以嘉宝，褒曼，和那位奥黛丽赫本，来期许自己的。正如一个作家，没有一个以当三流作家，以当文坛小八腊子，为终生奋斗目标的。不管这位作家真大或者真小，真不大或者真不小，都有一个大师之梦，都有一份不朽之想。因此，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本色，而无其它，就有很大的局限了。
一个作家，不会，也不应以本色满足。只守着一棵树，一辈子抱着这棵树，那是没有什么太大前途的。最后，果子光了，叶子光了，只剩下秃秃的树杈，除了在那上面拴根绳子，吊死自己外，焉有它哉？
只有突破自己，找到本色以外的宽广世界，才能得到更大的写作空间。这个从本色跳出来的飞跃过程，如蛹蜕成蝶，如鱼化为龙，从量变到质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想象力。
没有想象力，最好当会计，而有想象力的会计，最好当作家，这才各得其所。总而言之，想象力，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所在。
演员也好，导演也好，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也好，皆是同样的道理。
数年以前，美国有部惊悚大片，在全世界上演，轰动一时。故事情节再简单没有，一位钓鱼爱好者，在纽约的长岛垂钓。那天风和日丽，波澜不兴，是最适合户外活动的好天气了。钓鱼者当然不止他一个，大家相安无事，各自享受清闲。这位主人公安顿好了一切以后，把装好了饵的钩，甩了出去。在海边垂钓，通常是要用鱼来做饵的。看来这是一位行家里手，闪闪发光的饵鱼，和同样闪闪发光的尼龙丝，竟甩出去好几十米远。那抛物线的半天圆弧里，可以看到那两座如今已经化为乌有的世贸大厦。
这位钓鱼者很幸运，马上感觉到有鱼在咬他的钩。根据其拉力，那是一条相当可观的大鱼。因为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钓具，于是，一声“help me ”，在场的同好，都放下自家的鱼杆，纷纷跑过来，帮助这位差点被鱼拖进海里去，快活得合不拢嘴的幸运儿。
众人七手八脚一阵忙，那条上钩的鱼终于拖到了岸边，总有一百多磅的样子。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一场可怕的场面出现了，因为这条马上就要到手的猎物，却成了海水里另一条巨无霸紧追不舍的饵。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里站起来的时候，只有“排山倒海”这样的形容词可以比喻了。大家终于认出来是一条身体巨大无比，脑袋小得可怜的蜥蜴，一步一步向陆地走来。呵！天！好端端的纽约，一座世界级的大都市，被这个怪物搅了个一塌胡涂，差点给夷为平地。
这个一座高山似的蜥蜴，叫Godzilla ，音译名叫“酷斯拉”。
这部好莱坞设计出来的巨无霸，其电影形象的构思者，想象力之丰富，很令人钦佩。但美国版的《酷斯拉》，并不讳言是根据日本的《酷斯拉》而来，这个创意，不是美国货，所以连蜥蜴的名字也没改变，表明对于原作的尊重。在日本的片子里，那触目惊心的丑八怪形象，也叫你不得不叹为观止。它站立起来，有东京塔那么高，它行走速度，超过日本新干线。于是，这条横行无阻的“酷斯拉”，在东京所制造出来的混乱，不亚于当年的关东大地震。
这部片子在香港演了，不知道内地引进没有，但DVD是有的。有一次，碰到几位习惯从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影片，汲取创作灵感的朋友，高谈阔论，盛赞这部奇思怪想的美国大片，虽然并不认为其艺术上多么高明，但是众口一词，都觉得那想象力，太高明了。有一位，还加上一句：“真他妈的服了！”
然而，日本版的《酷斯拉》，敢说是原创吗？
在中国上古时代，公元前二百年，有一位叫做庄周的漆园吏，躺在他家的小院子里，仰望着天空里悠悠飘过的白云，浮想联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犊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鳍，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餍若鱼者。《庄子·外物》
〖HT〗《庄子》，又名《南华经》，一部古老的哲学著作，也是一部古老的文学著作，早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无所谓知识产权保护。老人家也不会介意那位日本的电影人，从他那儿得到《酷斯拉》的想法。反正他已经两千三百多岁了，除非那位日本电影人三千岁，这最终的版权，不论告到哪级法院，庄周都是胜者。假如这是一场想象力的友谊大赛，这位战国初期的哲学家，这位想象力极为丰瞻，肆张，奔放，纵宕的文学家，是理所当然的冠军。
这三种版本中的巨无霸，美国版和日本版的《酷斯拉》，夸张其对于现代文明的破坏，而庄周笔下的那条相当于半个中国大的鱼，却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这两种处理方式，说明在庄周那个上古时期，，人类▲食之难；而到了美、日现代资本社会，物质的占有，欲望的扩张，反倒成为这个世界的负担，于是，便以蜥蜴的疯狂践踏，来宣泄对于城市森林的憎恶。
这大概就是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上层建筑了。
庄周所在的蒙城，一说为安徽的蒙城，另一说为河南的商丘，均属中原丘陵地带，离海很远。也许“本色”上的庄周，从未有机会参加旅游团，到海南岛三亚，在天涯海角留个影什么的，甚至终其一生，未必见过真正的大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在漆园当小吏时，守着涡河，那河里也未必会有太多太大的鱼，应该说，此老比较土鳖。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其想象力的纵横驰骋，在他著作中，开明宗义，一上来就写一条叫做“鲲”的鱼。
想象力，一旦冲决出本色约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其形象思维的运动过程之中，愈是无羁无绊，愈是无系无定，智慧的爆发也愈是精彩绝伦，气势磅礴。所以我们后来的中国人，对他那不可一世的笔墨，除了张口结舌，除了五体投地，除了为我们想象力之迟钝，之凝滞，之萎缩，之干茄子化，而抱愧万分外，只有望洋兴叹，夫复何言之感。
看来，此老对鱼，情有独钟。这条鱼比任公子钓的鱼，大得邪乎，真亏这位老先生想得出来。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逍遥游》
作为文学家的庄子，能梦见自己化为美丽的蝴蝶，说明他脑细胞活跃非常，这把子年纪，能这样浪漫，颇不可思议。但不幸的是，作为正常人的庄子，常常无米下锅，自然也就无粮进肚，锅无肚无，鼓盆而歌，歌了半日，也不能充饥，只好到魏文侯那里去贷米度日，这当然很惨。我不知道他的太太，是否与他一样，同抱“无为” 的哲学观点，同持“无己”的人生态度，如果她不怎么认同的话，一家人的政见不一，庄周穷而弥坚，不仰附于人，就更值得尊敬了。
因为，他已经辞了漆园吏，无饷可拿。接着，又辞了楚庄王相，有钱不拿，铁定心要守穷到底，这就只有古板的古人，才能具有的风格了。今人通常不会那么傻，眼看使者摆放在面前的一缢缢黄金，而不动心是不可能的。可他却说：“谢了你们大王这份好意，我宁做一头孤独的老猪，也不愿成作为祭坛上的牺牛啊！”
这样，享受到无比自由的庄周，物质世界非常贫瘠，精神世界却非常宏富。于是，“心如泉涌，意如飘风”，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后来的中国，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些令人震惊的奇思妙想，却不是很多见的了。屈原那时代，李白那时代，还能产生出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光彩；20世纪以降，说句不好听的话，作家的数量在增加，作家的想象力却在下降，有些作家连本色也弄不好了，只剩下不三不四，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诧异。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文人，会变得如此拘束，拘谨，拘泥，渐渐失去先人们那张扬的想象力，那鲜活的生命力，那坚定的自信力，和那源自传统精神的原动力呢？
第一，中国的重史轻文，史贵于文的文化性格，束缚了中国文人的想象力。
这就得先从“小说”这个词汇，最早见于书面文字的这段《庄子》引文说起。“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庄周所说的这个小说，不完全是现在所谓的“小说”，只能说是具有后来小说的萌芽。在他看来，小说不过是浅薄的道理，琐屑的言谈，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无论怎样加以修饰，也不可能求得高高的美名，而这种东西对于通晓宏大的道理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那是差得很远的。
在班固的《汉书》里，我们又看到了在中国文字中初次出现的“小说家”这个词汇。在他看来，“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那口气相当蔑视，就像旧时官绅老爷看待剃头的，修脚的，搓澡的，擦背的仆役佣工一样。
所以，在中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中，从官方到民间，文学是旁门，史传才是正宗，甚至连文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愧。某孝廉作关帝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学耶？（袁枚《随园诗话》）
这时已是清代了，文学作品到了如此深入人心，如此家喻户晓的地步，仍然是狗肉不上席，好像后娘生的，坐不到正位上去。小说家言，写进诗里，被人笑掉大牙，能不让罗贯中，施耐庵寒心吗？由于把史传抬得很高，把文学压得很低，史传的写实性，求真性，被置于尊位，牛皮得很，文学的虚构性，演绎性，则视为不入流的东西，只有自惭形秽的份。这种史传文体的发达，这种实录文风的提倡，实话实说，事事有据，所录所记，字字有本，不妄测一事，不枉增一言，长此以往，作家若要循着史官的路走下去，岂不成了法院庭审时的笔录员吗？
第二，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阉割了中国文人的想象力。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文人的残暴肆虐，动辄获咎，言论致罪，文字有狱的高压政策，对一部份文人的伤害，成为绝大部份文人心头的阴影。清人龚自珍有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的这个“畏”字，正是这种恐怖统治，对中国文人想象力起到戕害作用的写实，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考察，文人想象力被阉割的不幸命运，应该是从南宋以后逐渐钝化，逐渐弱化，逐渐像晒干了茄子那样蔫化下来的。
在中国大历史的框架中，基本可分为两截，自汉至唐，中国人的基本主张，为放，是睁开眼睛向外看。汉以这份气度，做大事业；唐以这份气度，有大格局。一个民族，有这份气度，显得宽容；一个国家，有这份气度，显得发达，在这样的宽容，发达，气象万千的气度下，一部文学史，自然显得气象万千，中国文人的想象力，自然也无边无沿，无垠无限，显得大手笔，大文章的华彩万状。
然而，自宋至清，中国人的大政方针，是收，是堵住双耳转身向内。向内，必保守，必收敛，必自闭，必封锁，虽然，元曾地跨欧亚，明曾屡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绝无汉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怀的盛世气度。在这种龟缩政策下，拒绝变化，抵制改革，害怕革命，敌视自由，对一切外来事物，坚决阻隔，唯恐民知民闻；对一切不同的想法，当作异己，必除之而后快。这样下来，中国文人的想象力，还有什么伸展的余地？
所以，面对强敌入侵，局限江南一隅，四面楚歌的弱宋衰世，二程的虚假道学，朱熹的伪善理学，在这种大背景和大形势下，应运而生，成为那个衰朽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一个苟延残喘的政权，一个朝不保夕的统治者，必然要禁锢思想，桎梏自由，扼杀浪漫，铲除精英。而要达到窒息整个社会生气的目标，就需要这些理应躺在太平间里的狗屁不是的僵尸，成为大摇大摆的，吆五喝六的，像煞有介事地坐在尊位上的腐儒，在思想领域里为他们维护这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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