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作者:王 蒙




  本文根据王蒙2003年10月31日在南开大学“南开名人论坛”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整理者洪非,未经演讲者审阅。“南开名人论坛”自1999年创办以来,已有龙永图、郑必坚、赵启正、李肇星、杨振宁、金庸、唐树备、丘成桐、阿蒂雅等国内外知名人士登台亮相。
  ·编者·
  谢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荣誉。南开大学是我闻名已久、仰慕已久的大学,我今天是第一次进入南开的校园,所以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南开(掌声)。不过正如校长先生刚才说的,虽然踏进校园晚了一步,但是我在精神上和南开一直保持着神交。刚才提到罗宗强先生。罗先生我今天第一次见,当年看他的著作《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我受到感动。我写这本书的评论《名士风流之后》的时候,并没跟罗先生直接联系,我今天见到罗先生,他比我想像的还要雍容,还要那么南开(掌声)。当然还有张学正先生,感谢他编了我的一本书,而且被教育部的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为必读书。他还那么认真、全面地写了前言,我非常地感谢。当然还要提到南开的校友赵玫女士。昨天我还接到谁的电话,是谁我一时记不清了。由于我已经过了六十九周岁,马上就满七十岁了,所以谁来的电话我一下子忘了,但是他说的事我记着。他说他看了赵玫的文章,非常地感动。哦,我想起来了,是云南的诗人晓雪。所以我虽然老了吧,但还才处在开始阶段。我是在老年痴呆症初期,来到南开的。我相信我和南开师生的接触,能有助于减轻我的老年痴呆症的症状(掌声)。我希望不只是挂一个名,既然聘我当兼职教授,那么我要想讲什么就随时会来的(掌声)。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人们研究文学时对语言的问题会有很多的兴趣。我在这儿讲一点个人的体会,这些体会可能都非常粗浅,碰到真正的教授,特别是在座的还有语言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可能让你们见笑。我只是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我先说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功能实在是太大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他们提出这样的命题当然有他非常科学的根据,我就不仔细说了。1949年8月我到中央团校学习,第一章就是猴子变人,而猴子变人就是劳动所起的作用,恩格斯专门写过这方面的论述。同时我总是琢磨,语言在使人成为人上起的作用,好像不应该比劳动小。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理论,说是因为劳动的需要促进了人的语言的发展,这是无疑的。反过来说语言对人的社会生活,包括对劳动,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这种作用实在是太大,使你觉得有没有比较充分的语言,是人和动物的一个很鲜明的界限,也是一种文明发达不发达的一个很鲜明的界限。我从理论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这是我始终心里憋着的一句话,就是劳动创造了人的同时,我们敢不敢在这儿说,语言也创造了人?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语言的人类?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文字的发达的文化?以上讲的这些,算是绪论。
  语言的最基本功能可能不需要我细讲,就是它的表意和交流的作用。当然,据说其它的动物也有类似语言的东西。欧洲还有马语家,能够和马对话。最近我在电视里看到国外一个地方,出现一个马的杀手,一个精神变态者专门杀马,为了破案,请了马语专家和当时在作案现场的马来交谈,询问杀手的长相是什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故事。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故事,例如公冶长的故事等。但是起码马语没有人语那么发达。如果马语比人语还发达的话,那么今天在这个讲台上的,可能就是一匹公马(笑声,掌声)。
  我还常常想到语言的记录与记忆的功能。各种的事情都是一瞬间,所谓"俯仰之间已成陈迹"。成了陈迹以后,当然会留下许多东西。很多的成了遗物,但是更充分的记载靠的是文字,而文字记录的当然就是语言。有时候我觉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地消逝着,那么我们看到的,能够存留下来的呢?除了遗物而外,就是文字,就是文字的记录。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做《要字8679号》。这个小说是写一个弄不清楚的事实,这个事实的真相由不同的人提出来不同的版本,每一个人都提出一个"真相",而且每一个人都没有有意撒谎,但是你听完了以后,仍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感谢福建的评论家南帆先生,他写过一篇评论,说事件对于人来说本身是不可重复接触的,那么人所接触的是什么呢,是文本,是各种的语言。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已经无法再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尽管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遗址,还有德国的容克式战斗机等残留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更多接触的是一些文字。如果没有语言,就没有记录,就没有记忆。一个活人失去了记忆,也就没有身份,也就没有自我,也就没有性格。人类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文化积累,也就没有进步。这些都是不需要我讲的,这里只是提一下。
  我觉得语言还有一种帮助思想、推动思想的功能,不但变成思想的符号,变成思想的载体,而且变成思想的一个驱动力,成为激活思想的一个因素。我曾经很喜欢一篇文章,一个英国人写的,文章的题目叫作“作家是用笔思想的"。他讲的就是作家思想过程和写作过程是分不开的,并不是作家想好了一切才能写作的,恰恰是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才使自己的思想慢慢地变得明晰,使他的形象慢慢地变得鲜明,使他的故事开始找到了由头,从这个由头发展到那个由头,从那个由头又和另外一条线发生了联系。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
  小时候我老想一件事,怎么那个巴尔扎克能写那么多东西啊,巴尔扎克的脑袋得多大啊,否则他怎么能装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呢?后来我才明白,并不是那些故事都现成地装在巴尔扎克的脑袋里的,脑袋里装着四百多部故事,不可能,会累死的。巴尔扎克不停地生活、感受,头脑中不停地生发着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些语言编织起来,串起来,他从这一串又会引起那一串,这中间有联想、有判断、有分析、有追忆、有比喻。比喻甚至于也不是事先就想好的,事先想好,这一般不大可能。当然我不能够绝对地这么说,因为作家里有各种的例外。我听过一次老舍先生的讲演,他说茅盾先生是最有计划最仔细的一个人,他的任何一部长的作品,在写作之前都写了很仔细的提纲,然后他基本上按提纲写下来。我知道的作家能够这样有计划的只有茅盾先生一个人。其他的大部分作家(我不知道赵玫你是不是这样)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思想是慢慢地获得一种形式,慢慢地变得有一点明晰,又慢慢地产生新的困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个故事的开端,就像种棵树一样,初始的想法就像是一颗种子。刚开始写的那几章,就好像在那儿松土,拱动,然后开始发芽,长出一枝枝子来了,又长出别一枝来了,然后它的主干也长得粗一点儿了,这个时候它又受到了风霜雨雪,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影响,它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等等。相反,如果你不用语言来梳理你的思想,不用语言来生发你的思想,不用语言去演绎你的思想,那么你的思想是不可能成熟起来的。
  即使是纯粹的文字上的掂量,也会使人产生思想,以推进、改变思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推敲起来思想就会延展。第一,失败是成功之母,说明失败之后人会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失败会不会是失败之母?应该说这也是可能的。就是说一个失败会引起一连串的失败,因为一失败以后就处于劣势,失败以后也影响了你的信心,因此失败成了失败之母。那么反过来再说,成功是不是也可能成为失败之母?周谷城老先生就给我讲过,解放初期,他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毛泽东讲: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最后胜利。周谷城听了就说:主席,不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毛泽东略略皱了一下眉头,问他什么意思?周谷城说:"有很多农民起义成功者,成功以后骄傲了,腐败了,争权夺利,最后成功导致失败。"毛泽东听了脸上有不悦之色,周谷城就赶紧说:主席例外,主席例外。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成功可以说是失败之母,那么成功会不会是成功之母呢?当然的,乘胜前进,不是常常讲乘胜前进吗,一个成功连着一个成功。那么,成功和失败互不为母,这可能不可能呢?我想这个也很可能,赛球,我跟这儿赛,成功了,赢了,跟那儿赛,输了,这各有各的情况,中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成功、失败互相作用,无法预知,这是不是可能呢?这也是可能的。就借着一个"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哪怕是做文字游戏,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使它得到扩展,得到放射,得到升华。所以说语言和文字的作用看来有多么大,它对思想、对我们认识能起多么大的作用!
  语言要讲语法,语法方面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我不仔细说,说深了容易露怯。我想语法的许多东西和逻辑是分不开的,语法的发达和逻辑的严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语言的发展和逻辑学的发展、思辨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语言推动了思想和逻辑的发展。
  语言不仅仅有推动思想的作用,它还有很强烈的煽情的作用,它有形成、推动和发育人的感情的作用,以至于有些时候,我现在想不清楚,究竟是语言形成了感情,还是感情形成了语言。比如说"神圣"这个词。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寺庙或者教堂里去,我体会不到任何神圣的感觉;甚至于上初中了,我上一个教会学校,唱赞美诗,也是一点神圣的感觉都没有。但是后来我知道一个词,叫作"神圣",神圣这个词开始在我的头脑当中起作用,在头脑中生发,使我慢慢就有了神圣感,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现在译成全世界受苦的人,我老觉得全世界的罪人特别地有感情,特别地带劲)就产生了神圣感。再比如说思乡、乡情,我现在也弄糊涂了,是我先有乡情,后认识"乡"和"情"这两字呢,还是我先认识了"乡"和"情"两个字,以及乡情浓于什么什么等各种关于乡情的说法,还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这些东西哺育了、孕育了、形成了、塑造了我的乡情?如果要是没有这些诗,我还会有那种乡情的感觉吗?至于英语里的乡情,如果你要是出国,到美国去、到英国去,如果你不知道homesick,和你知道这个词,你对它的留恋、对它的怀念、对它的想念是不一样的。你有了homesick这个词,那么你对你去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在那儿有机会多住一段时期的话,你想念起它来,你马上感觉就不一样。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甚至说不限于感情,而说是一种感觉吧,也和词语的影响有关。我讲一个我现在绝对不用的一个词,因为这个词被用得太多了。那是小时候学写作文,当时最爱读的一本书叫《小学生模范作文选》,印象最深的是"皎洁的月儿出现在天上"。原来这月光,我看着它挺白乎乎的,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跟别的都不一样,跟馒头不一样,跟瓷碗也不一样,这叫什么我不知道,哦,这下知道了,原来这个叫"皎洁"。所以我现在一看到月亮,我就觉得"皎洁",我就有了一个皎洁的感受。但是因为人家用得太多了,我在写作中就不用了。甚至于"美丽"、"幸福",都是如此。解放前没有"幸福"这个词,几乎没有人用这个词。苏联人爱用这个词,苏联人整天讲幸福、幸福。这是幸福,朋友们,这是幸福!连卓娅在牺牲的时候也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这是幸福。"英语一般用happy、happiness,我老觉得跟中国的"幸福"那个感觉不一样。卓娅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这是幸福",我觉得很庄严,如果她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这是happiness",我觉得something wrong(笑声,掌声)。是的,词语在感情、感觉的形成上就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我最近喜欢钻牛角尖,老琢磨语言文字的修辞作用。我觉得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修辞,当然这是把修辞的意义从更宽泛的角度上来考虑。比如说求爱,或者说求偶,那么不同的词,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含义,差别实在太大了。比如《阿Q正传》,阿Q向吴妈求爱,阿Q脑袋里想的是小孤孀吴妈,他的语言是什么呢,突然他跪下了:"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这是阿Q的语言,他缺少修辞(笑声),他太缺少修辞了。如果是徐志摩呢(笑声,掌声),如果是徐志摩,他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他们想的是the same job,干的是一样的活。如果要是薛蟠呢,薛蟠我就不能引用了,不堪引用了。贾宝玉就不一样,贾宝玉住在大观园里,他写的那些诗和薛蟠的当然不一样,林黛玉也不一样。所以修辞对于人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修辞不仅仅影响了人的语言,而且影响人的生活的一切的一切。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