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作者：李 致
·编者·
反对用巴金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以后又包括萧珊的译著)。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1981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知道巴老不会同意，所以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出版社党委尊重巴老的意见，没有设立以巴金命名的奖金；以后把这部分稿费转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巴老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1994年1月1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对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和设立“文学奖”的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前不久，一个海外华人组织与我联系，他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华人。我只好告诉他们，巴老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奖金，我不愿为这件事去麻烦他老人家。
不赞成恢复故居
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
这座院子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四代人，人称“四世同堂”。
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19岁时，他和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
巴老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国的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
1985年省作协给省委、省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建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他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地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
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功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当月21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以‘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欺世盗名的骗子。’”
把好不做“名人”这个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四爸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四爸的信：
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的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我写字吃力，不多写了。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