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那天，他悲痛地坐在椅子上
作者：吴泰昌
连日来，许多文艺界人士闻讯赶到耀邦家里表示悼念。昔日幽静的胡同被悲哀的人流所淹没。简朴的灵堂内摆满了人们送来的花圈。阳翰笙老人送的花圈摆在耀邦遗像下面。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前往送了花圈。夏衍老人也在家人搀扶下沉痛地走进灵堂。王昆和杜近芳两位艺术家并代表远在南国的红线女向胡耀邦献上花圈。在延安时代，王昆就与耀邦相识了。她说起“文革”时期，她夫妇俩都被打成“黑帮”，但那时经常得到耀邦的帮助，使她逐渐辨识了“文革”，并增加了信心。1974年，她就是在耀邦的支持和鼓励下，两次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内容直指江青。王昆感慨道：耀邦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毫无保留地给了人民。
张光年听到噩耗传来，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他说：“耀邦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工作的热情支持，对作家们同志般朋友般的坦诚帮助和亲切关怀，一桩桩，一件件，使我们铭记心坎。深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鼓舞起来的中国作家艺术家们，是讲道理的，重感情的。凡是为人民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对饱经忧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艺术家平等相待、热情帮助的革命家、改革家们，必将长存在文艺家们的心上、口上、笔尖上，永远地，永远地……”
陈荒煤和冯牧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胡耀邦同志所起的重要作用。陈荒煤说，耀邦同志不止一次地说党不会因为一部作品而把作家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强调文艺作品有失误应让文艺界自己讨论批评。陈荒煤回忆起新时期初期多少次文艺重大事件，每次都有可能出现过去大批判式的结果，但由于耀邦同志坚持听取文艺界广大人士的意见，采取谈心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妥善地解决了问题。冯牧谈到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最早就是在耀邦同志的具体领导和关心下开展的。他召集过多次文艺工作讨论会，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当时的工作遇到很大的阻力，耀邦同志进行了大量有说服力的工作。冯牧回忆起当年常常有困难就到耀邦同志家里去，很容易见面，他推开门就进去了。冯牧说，耀邦同志这样热情、亲切，始终把文艺界同志看成朋友，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周总理。
胡耀邦同志生前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使年已八旬的老诗人艾青谈起颇为动情。他不会忘记，1978年在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时，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所表现出的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艾老还回忆起一件小事：几年前的一天，还担任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忽然派人送来一筐鲜荔枝，后来他才知道，就在那天，好多位老知识分子的家中都收到了这样的鲜荔枝。这荔枝原是南方人民送给总书记尝鲜的。艾老说，我同胡耀邦同志非亲非故，也从无任何交往。送荔枝是一件小事，但我们从中却体会到了他对我们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一片爱心。
《文艺报》特别想请巴老写篇怀念耀邦同志的文章。但考虑到他近日的身体、心情，只好请上海《解放日报》吴芝麟代为采访。在《我尊敬他!》为题的采访记中，巴老深情地谈起耀邦同志。采访记写道：
“4月22日那天，老作家巴金很早就在病房里打开了电视机，静静地等着看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他的心情沉重。看到一半的时候，家里人怕他受不住，劝他休息一下，他摇摇头，不说话，一直看到结束，默默地沉浸在悲哀之中。
傍晚，记者去看他。他告诉我：‘这几天，我很动感情。也许年纪大了，一有点事，心里总放不下来。’说到这里，顿时语塞，只见他把当天的报纸翻出来，那上有1981年10月胡耀邦同志和他以及张光年亲切交谈的照片。他摘下眼镜，目光在那照片上停留了许久。巴老说：那一次他出国回来，刚到北京，耀邦同志听说后就特地把他请到中南海，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多小时，谈的话题很多，其中包括当时文艺界关心的一些问题，谈得很畅。耀邦同志1986年最后一次到上海，工作很忙，却还特地委托市里的负责同志去他家里看望。
巴老还告诉我：他的老朋友沈从文的房子问题曾长期得不到解决，后来也是在耀邦同志的关心下才搬到现在住的房子里的。
他为许多人平了反。他是个大好人。我尊敬他。巴老说，此时，他的眼角也慢慢淌出泪水。
听巴老的家里人说，这些天，巴老很留意读报上悼念耀邦同志的文章。于是记者讲到当天《人民日报》的一篇《11忆中国人民为你送行》很感人，巴老让记者读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当读到耀邦同志家庭灵堂的留言簿上有许多动人的题词时，巴老的眼角又淌出了泪水。”
巴老对记者说到1981年他从国外访问回来，耀邦同志宴请他的往事，当时作陪的有张光年、朱子奇、贺敬之同志。巴老在席间向耀邦同志直率地谈了自己对当时文艺界大家关心、敏感的一些问题。
1989年4月22日近中午，我去医院看望巴老，他刚看完耀邦同志追悼会现场直播，他沉默不语，悲痛地坐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