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文化反刍篇
作者：毛志成
律诗盛于唐际，曾将此前的非格律诗称为古诗。言外之意，唐的格律诗才是“新诗”。近代有人将“自由诗”(即无律无韵、肆意写出的诗)称为新诗，其实错了。楚辞汉赋大都无律无韵，屈原的诗索性被人称为“长短句”，颇自由，但却被唐人称为古诗。唐诗成了“新诗”，新就新在懂了语言秩序。近百年来的“新诗”之所以成就不显，亵渎语言秩序是失误之一。遗憾的是，眼下的诗人始终未悟。
文艺复兴何以称之为“复兴”?
十四至十六世纪兴起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运动为何称为“复兴”而不肆称为“突破”、“超越”、“革命”、“飞跃”?看来，此中毕竟含有一点谦虚意味。“文艺复兴”的总体宗旨是对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归和崇扬。
由此我想的倒是另一种感悟：有些很有能量的文化运动，恰恰不醉于使用“革新”、“革命”之类的响亮口号，而只使用“复兴”、“回归”之类的谦词。也许，那才是真正严肃的文化运动的朴素本色。
“觚不觚”及其它
几十年前，中国搞“批孔”、“批儒”的时候，孔子的“觚不觚”一语，即“今天的酒杯哪里比得上当初周朝的酒杯”之意，曾是很典型、必须批判的重点“反动言论”，斥其为“迷恋复辟”。其实，古时、前时的东西可能货真价实，后来则越来越盛行假冒伪劣的事，而且愈演愈烈 ，有增无减，这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有的东西很“新”，但造伪的现象也与此同步。某些叹息“今不如昔”的言论未必无据，甚而有真理含量，这是任何严肃哲学家、思想家都必须正视的。
两句必听的戏言
在对待中国“新诗”的态度上，有两个人的戏言颇有“个性”。一个人是鲁迅，他说：“中国的好诗到唐朝已经写完。”另一个是毛泽东，他说：“倒找我三百大洋不读新诗”。
两句话都是戏言，是赌气的话。但那两句话是否有一点道理，却不能漫不经心对待。我看，倒是不妨从反面想一想：近、现、当代的中国“新诗”，在见识和文采上是否真的超越了唐诗?若是要别人花钱去买你的“新诗”集，肯于出资的有多少?
越“神圣”越近于悲剧
人类的文明史上，常有借用神圣口号而鼓动自私、狂热的愚民去弄出的暴力集团，干出貌似正义而实则荒唐的悲剧。西方中世纪受罗马教皇煽动的“十字军”，还有后来的纳粹“党卫军”，以及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都是愚昧兼私欲的产物。
1095年，罗马教皇煽动起的“十字军东征”有8次，共计200年。神圣口号只是口号，一路上的掠夺、烧杀怵目惊心。最可悲的是“儿童十字军，年龄大都不超过12岁，后来死掉了五六万人。
有时，口号越神圣越多灾难。
与伟人共鸣一次
读恩格斯的著作，我读不懂的地方太多太多，但我却由衷地崇拜他。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一，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恩格斯也走到了同时代人的最前沿，是提出“-1”可以开方的第一人；二，他给“生命”下的定义是“蛋白质的一种存在方式”，比任何生物学家都精准；三，他认为“只有当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时候，才是最完美的共产主义”，这是人文科学的最高见解；四，他著作中的语言既有贵族感又有平民感，既典雅又能通俗，是任何文人的行文典范。
司马相如识辨
中国的文人出名，往往有两个参照系：一是文丽，并以此为才气；二是意傲，并辅之以旷达风流，多搞些逸事。随之，为其演义出诸多韵趣。汉之司马相如，唐之李白，可为代表。
不过，读司马相如文章，特别是赋，实在只是为玩文而玩文而已，至多可供官家(如汉武帝)消闲解闷而于政于民并无实益。《文心雕龙》讥司马相如“文丽而无用”，于文学史上也“终居乎下位”，很可能言之有据。
又妨反过来想一想
孔孟之道，老庄哲学，程朱理学等等，当年有人拜之过虔，随后有人讥之过甚，似都无大益。我看倒不如反过来想一想：假如世上始终没有人关注过抽象道理，都认为那样的事是扯淡，甚而一律打倒，只承认“跟着感觉走”是唯一可信的真理，你觉得这是世界的福音么?
世上不能有太多的人不务实事，天天聚在一起谈玄论道，但总应该有一些人去搞抽象专业。二者缺一，世界都是残缺的。
关于“淡”的话题
淡泊、恬淡、淡然、淡静，都是褒义词。尤其是淡雅，足可成为某种文学的一种“高品位”标志。但“淡”一经和十足的“无为”同义，有时也很可能与扯淡无大区别。
做官只说谈话，做事只迷恋淡事，写文章只写淡文，对社会有益无益、对事情有用无用全然不睬，专一在那里玩“淡”，并以此去沽高雅之名，这样的人在事实上只是在误国、误政、误民。更值得去深思的是，他们的“淡”是凭空的么?一定要以别人的辛苦忙碌做代价!
不可小看的“同化力”
《红楼梦》中的刘老老，现在大都写成“刘姥姥”。我在写文章时使用“刘老老”三字时，十之八九的编辑大都代我“修改”成“刘姥姥”。最后我也没办法，怕编辑“修改”时费力，也只好写成“刘姥姥”。而实际上，正确的写法是“老老”，意指年纪大的人，与“姥姥”即外祖母根本不是一个意思。好多事本来是错的，一经被流行性的势力同化，坚持正确的人也往往向同化力投降。中国是同化力最强的国家，是喜是忧实在难说。何况，接受正确事物同化的人往往颇少。
两千多年前的“现代派”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有个名叫杨朱的人很出名，门徒也不少，名气不低于墨子。他的主张是“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据说最有震撼力的格言是“拔一毛立天下而不为”。以今天的某些人看来，杨朱不愧是“现代派”的鼻祖或先驱。遗憾的是“杨朱无书”，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长文或厚书。是专重“唯我”而不屑于写文章呢，还是那种“学说”最终无法被人承认并接受呢，很难说。
不必拘泥名号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将清代小说的类别定为四派，如拟古派(举《聊斋志异》等为例)；如讽刺派(举《儒林外史》等为例)；如人情派(举《红楼梦》等为例)；如侠义派(举《小五义》等为例)。
细想起来，未必皆然。《聊斋志异》何尝没有新意识?《儒林外史》何尝没有深沉笔墨?《红楼梦》涉及的绝非只是人情；《小五义》的“侠”、“义”不乏奴才意识。
文学批评，不必拘泥“派”的名号，应入实、入深、入细。
杰克·伦敦的自杀
1916年，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跳海自杀，年仅40岁。
使我惊愕的是：他写的《热爱生命》、《海狼》、《深渊中的人们》，都写的是人的抗争力、拼搏精神，显示出了对种种困厄的反击，偏偏他自杀了。他本人有过水手经历，他写的长篇小说《马丁·伊登》也有水手生活史，结尾是主人公的溺水自杀，与作者的结局酷似。自杀的人或方法很多，水手的自杀采用投海方式，死前的心理活动也一定费解。也许，这正好证明他是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