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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未经本人审阅”
作者：朱健国
这几年我常常给《文学自由谈》投稿，这倒不是仅仅“听其言”的结果——看了《文学自由谈》每期在扉页上的宣言：“诚如本刊之刊名，《文学自由谈》竭力于表达文坛民意，试图告诉你一个相对真实的文坛”，或封二上的选稿“六不思路”（“不推敲人际关系，不苛求批评技法，不着眼作者地位，不体现编者好恶，不追求整齐划一，不青睐长文呆论”）；更是“观其行”的响应——其中确有一些鼓励文坛从业者“不推敲人际关系”的“自由文学”风采。比如，《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6期，有一个《百家青岛话王蒙》专栏，其五篇根据录音整理的文章，大都借喜庆之机对王蒙进行了机智而率性的尖锐批评。这样的言论出自以庆贺为主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实在是不容易。而《文学自由谈》在注明“5篇文稿皆未经发言者审阅”时率然发出，就更见其“关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追求，算得是这个媚俗时代的叛逆与另类。真真是“若非亲历，不知其难”。
以王安忆的发言稿为例，编者给它加的题目是《保持可贵的怀疑》，细看全文以称赞王蒙早期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在伊犁》中对现实的“可贵的怀疑”精神，而批评王蒙后期的创作“太清楚”，希望王蒙“应该始终保持你的怀疑，不要太清楚，不要知道太多。”这种毫不顾及“庆祝大会氛围”的直言——暗示王蒙的小说今不如昔。在会上说一说，可能一笑而过；可是形成文字，白纸黑字广为传播，永远留存，是否会让王蒙心中不快？是否有损王安忆的“友德”？王安忆是否会要有所修饰？如果编辑发表前给王安忆本人审阅，我想她多半会再“斟酌”一番。但不论其“斟酌”得“委婉”一点，还是“润色”得更有理性锋芒，都不是当时会上发言实况的真相了。毫无疑问，只有这种“未经本人审阅”的录音整理稿（纵然因此可能会有些小错漏），才是王安忆当时的真实思想。然而实践“实事求是”从来都是有极大风险的，《文学自由谈》可能因此在王蒙与王安忆之间两面不讨好——可是难道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期刊，要以“两面讨好”为追求么？当我的眼光再次注视“5篇文稿皆未经发言者审阅”的编者按，心中怦然一动，惊喜不已——终于找到了知音——并非只有我一人在违反“中国特色”，喜欢发表“未经本人审阅”的录音访谈，还有人在大力倡导“未经本人审阅”呢。
吾道不孤乎哉？不孤也。
“伪现代化者”早期都是“初级自由主义者”
近五六年来，我的写作重心已从杂文创作转向“伪现代化”研究。这一命题是我忽然顿悟出来的，前无古人，旁无洋人，我只有“荷戟独彷徨”，一面粗粗构建理论框架——“伪现代化”是一种有意或无意地打着现代性旗帜异化现代化灵魂的专制与欺骗——它从推翻压制个人自由的神仙皇帝开始，最终又走到剥夺他人自主的造神运动、专制独裁和科技污染——走向自己追求自由与科学的反面，比自己先前要推翻的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伪现代化者”早期都是“初级自由主义者”，曾流血流泪高呼“德先生”与“赛先生”，但一旦有所权力（包括话语霸权）就情不自禁地异化，走向反面。他们不知，一个人的自由离不开他人的自主，自由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宽容多元，只许自己自主而不许他人自由，便是专制（其实专制者往往也是酷爱一己之自由者，将自身自由导致他人不自由者便是现代专制者）；推翻神的专制建立的人的专制，推翻他人的专制建立自己的专制，这就是“政治伪现代化”；从追求科技改造自然造福人类走到科技污染自然危害人类，这就是“科技伪现代化”；从反对“政治专制”而建立“话语霸权”，这就是“文化伪现代化”。“伪现代化”包括“政治伪现代化”、“文化伪现代化”和“科技伪现代化”。—— 一面急急忙忙地进行个案研究：“伪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性的情不自禁的虚伪（每人内心深处都始终并存“原始专制情结”与“原始自由情结”；人在一般情况下，弱势时则“自由情结”为主，强势时则“专制情结”为主），所以伪现代化个案研究的主要方式就是采访一个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对其在自然状态下的闲话进行录音；这些人物有的是经历过重大伪现代化事件的当事人，请他们讲述其中的关节所在；有的本身就是被伪现代化病毒感染的病人，通过其夫子自道而让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一个人是怎样在自己毫不觉察的情形下陷入“伪现代化”。几年下来，我先后采访了近百人，其中有任仲夷、袁庚、雷宇、黎子流、罗征启、李金玉、施蛰存、王元化、蔡尚思、严秀、牧惠、章明、钱理群、袁伟时、蓝英年、温元凯、张永枚、魏明伦、余杰、刘洪波、鄢烈山、焦国标、萧夏林、笑蜀、王石、李更、贺雄飞、曾真（张志新丈夫）、张志勤（张志新妹妹）、余光中、顾彬、方方、池莉、刘晓庆、左方、陈徒手、曾宪东、杨剑昌、牟其中、谢圣明等，每一个人都是先录音、照像，有的甚至摄制DV，然后整理录音访谈，伺机陆续发表（我以为伪现代化研究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初步构建理论框架（已完稿《我看伪现代化》和《我的20世纪印象》）；第二步是采集伪现代化个案研究，第三步是系统分析研究伪现代化个案，细构伪现代化理论体系。目前我正在进行第二步。
一开始，我是按照中国传统，将写好的访谈稿交给被采访者审阅。我“送审”的想法是，请其校正因为口音含糊和同音异字而可能产生的一些枝节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比较容易混淆。但是一些被采访者在审阅时，却并不注重细节的校正，而是主要考虑：这文稿出去对自己有没有利益损害？是添光彩还是可能弄脏脸？于是乎，一些被采访者在校正有关细节后，又提出要删去记录并无错误、但却可能影响其“正面形象”的文字；有的甚至干脆说，你记录得没错，但我当初没想到，你会全无保护被采访者的意识，要如实照发记录稿；一般来说，我们谈话可以开放一些，随便一些，但形成文字可就要字斟句酌以求严谨，所以这文稿就不要发了吧。我这才知道，文稿送本人审阅有这样大的麻烦。被采访者和采写者的目的是完全不相同的。我的目的是研究“伪现代化”，必须真实地再现被采访者在采访时所说的话及其心态、神态。固然被采访者在接受采访时处于并非深思熟虑的闲话状态，谈话的逻辑性、严密性远不如他们写文章时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踌蹰”的严谨，但恰恰就是这种任意而说的自然状态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与思想气质。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无意中说错的口误或写文章时的笔误，往往正好研究出这个人的一些企图隐藏的真实想法，那么被采访者的一些看似随便的闲话，就更是研究一个人灵魂的最好材料。而现在大多数被采访者却要求重新润色原稿，修改原稿，否认自己一时的真情流露，怎么办呢？
使研究者断绝一切友情的研究太难太难了
为了真正进行伪现代化研究，不以逻辑去推衍历史，不为刻意修饰的表象所迷惑，我只好铤而走险，冒着“不道德”、“不朋友”的人格受损风险，顶风断然不理睬一些被采访者的过多要求，坚持发表已经他们审定细节的文稿。这样的结果，是风波不断，麻烦无穷。1998年，我因坚持发表关于一个学者真相的访谈录（其实是八分正面材料，二分负面材料），结果被其发动朋党上下其手围剿一年之久，其人不惜采取种种手法，必欲致我于死地。但是，风波终于平息，我关于“伪现代化”研究的一个个案，终于问世，终于引起学界的关注；我所创造的“伪现代化”一词，也相继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学术文章中。尔后，我一意孤行，“不经本人审阅”，“不听本人审阅”的毛病一犯再犯，到得2003年，又因采写一位剧作家的访谈而再度陷入困扰。
有不少朋友劝我，放弃你那个“伪现代化”研究吧，这样做会把每一个朋友都得罪的，因为你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你的朋友，这些朋友在文化界久有名誉地位，你若按人家意愿，多说好话，扬长隐短，你自己也会得道多助，获得许多方便与利益，你何苦反其道而行之呢？但我已“鬼迷心窍”，坚决要继续发表自己的“伪现代化”研究个案。我甚至专门写下一篇反驳辞，《把每一个朋友得罪一次》。为了进行这项伪现代化研究，我不惜众叛友离，孤家一人。因为，历史已证明，古今中外，凡真正的科学研究，没有一项是没有风险的——
北宋年间，活字印书发明者毕升在为国子监王天书印制诗稿时，由于活字木丁收缩膨胀不均，遭到失败 。结果被朝庭派兵砸了活字版，宣布活字印书是异端邪术，不准再用。毕升毅然继续埋头研究，终于发明成功了胶泥活字丁，办起了“毕升氏活字印书铺”。但国子监对毕升继续进行残酷迫害，致使毕升的书铺被砸，毕升含冤告状反被毒打。毕升虽然最终被迫害致死，但他的活字印书发明却为后世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为了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欧洲广泛宣传他的新宇宙观，反对经院哲学，引起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恐惧和仇恨。经过8年的残酷折磨后，布鲁诺被处以火刑。1600年2月17日凌晨，布鲁诺被绑在罗马广场中央的火刑柱上，他向围观的人们庄严地宣布：“真理终将战胜邪恶！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布鲁诺的名言“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至今在宇宙回荡。
“伪现代化”研究为什么一直无人提出与进行？可能就是因为它比以往一些学术研究有更大的艰难，不仅仅会得罪权势，而且会“把每一个朋友得罪一次”。是呵，政治风险，有民众理解；经济挫折，有翻身之日；科技难题，有同仁相助；可这伪现代化研究，首先会伤害朋友——人无朋友，如何生存？这个必然使研究者断绝一切友情的研究太难太难了！最艰难的研究是研究人自己！
世上再难的事，也终得有人去做。如果伪现代化研究需要有一个先驱者为之承担友情牺牲、道德牺牲，那么，就从我朱健国开始吧！
“采访文稿不须经本人审阅”是国际文化准则
虽说大哲学家最后都是孤家寡人，但天底下并没有完全的孤独。我的伪现代化研究终于得到一些智者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改革第一先锋”袁庚先生就对我给予了最大的安慰。近几年我多次发表关于袁庚先生的录音访谈，每次要送稿给他审阅，袁庚先生总是说，不必审阅了，既然接受你的采访，就给了你自由发表的权力，你只要不编造我的话，就行了。每次发表之后，即便2002年在《世纪沙龙》发表未经他审阅的“希望巴金安乐死”这样尖锐的闲话，引起多方反弹，袁庚先生虽然一度有所担心，但最终反而要我将文章在纸媒上再发表。许多人热心于记述袁庚早年在蛇口改革开放的功绩，在我想来，袁庚最可敬的还是这种真正给人言论自由的勇气。他在当蛇口一把手时，容许蛇口机关报发表点名批评他的文章，在退休后的新世纪，又准许人自由发表他的私下闲话。袁庚可以说是我遇到的一个真正远离伪现代化的可敬之人！还有一位香港杂志的总编金先生也支持我，他说，按照国际惯例，从没有采访稿要经本人审阅之规定，国际上新闻惯例是，记者可自由发稿，若有篡改被采访者的言论，自会受到法律追究。
这一说法，我在《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中又找到了佐证。
王元化先生在1996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说：“我的访谈也是一样……有不少人不经我过目就匆匆发表了，其中误记之处（由于听错或理解错误，及我所不懂的种种原因），往往令我自己读后也感到羞愧。因此我对朋友说，我只对自己写的收入集子里的文字负责。别人记我的讲话，未经我校对过的，我不能负责。”但到得1999年5月2日，王元化这一观点稍有变化了，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座谈会就是《中国》召开的，编辑部特请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绪形康前来主持，题目是《五四与启蒙的悖论》，邀请参加者五人，我以外，尚有周策纵、王赓武、唐德刚、陈万雄。……（补记：访谈记录于二千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在《中国》杂志第九卷上。……各人讲话稿题如下（依原秩序）：王元化的是《五四与新启蒙》、《意识形态的启蒙心态》、《五四与激进主义》、《从思想模式看五四与文革》，周策纵的是《五四是活的历史》……后蒙冯天瑜教授将这一期的《中国》杂志及油印本见寄。晓光为我翻译了我的讲话，我觉得记录内容略有出入。）”
从王元化这两段日记可看出：王元化曾持“采访文稿必须送本人审阅”观点，但在后来国际学术交流中被国际惯例“采访文稿不须送本人审阅”的冲击下，即韩国教授发表他的访谈录不经他审阅时，他也没有再激烈反对了，没有要求更正。因为王元化先生也知道，“记录内容略有出入”只是他自己的一种怀疑，到底是否有出入，要以录音为证—— 一个人在事后也不一定全记得访谈时自己的全部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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