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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胡适说话”的限度
作者：闵良臣
这有什么办法呢？是时代造成，也是历史多次所玩的把戏。大半个世纪前，也就是在鲁迅逝世后第三天，已跑到美国的“论语派”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在《悼鲁迅》中就说得明明白白：“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又说：“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说到底，现在大家热起胡适而冷落乃至厌恶鲁迅，只是今日有些人“所好在彼”。中国向来就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按林语堂的说法，现在是“循环起伏”——胡适起而鲁迅伏罢了，岂有他哉！
胡适先生已经逝去四十余年，他不会再从台北的胡适墓中爬出来为自己说什么话了。现在为胡适先生说话的都是些喜欢甚至热爱着胡适的人们。我想胡适也许还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了大陆上会有这么一天，因此他一生活得很从容，并且早早地就预见到自己会流芳百世。你看，仅就他对哲学的贡献，就自视甚高：“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他甚至早年在文章中说，他这人不怕人骂，有时还替骂他的人着急，觉得骂得不到位，还说，“我不怕人家攻击我们，只怕人家说我们不值得攻击。”
虽然胡适先生自视很高，更相信自己会流芳百世，也如同鲁迅先生，无须让热爱着的人为他说什么话。但作为人之常情，我觉得为胡适先生写几句辩诬的文字，纠正一些历史的误会，并通过这些还胡适先生的本来面目，不仅在情理之中，也很有必要。历史，尽管只能是一本糊涂账，也还是想求得更多的真实。但应该注意的是，就历史人物而言，无论我们对某人热爱也好，厌恶也罢，都还是要以实事求是为底线，这也是胡适先生终生倡导的。他在著述和与人的通信中多次提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有七分证据也不可说十分话。
如果大家现在仍然认可胡适先生这个倡导，那么我就觉得我们有些人为胡适先生说起话来恰恰没有按照这个倡导去做，并且让人在文章中一再看到有失公平、公正。
这二年，凡读到谢泳先生写到胡适、鲁迅的文章，我们就分明地看到作者的“倾向”，极力地倾向，倾向胡适，倾向《新月》，再说白一点，即倾向于说鲁迅及鲁迅那一群人如何如何的不好，而胡适先生及胡适先生这一群人如何如何地惹人爱（当然谢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倾向”，甚至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如果历史事实确实如谢泳先生所言，我们不仅不该有什么意见，还应该感谢谢泳才好。然而仅就这几年我所看到的一些与谢泳文章相对照的文字以及我自己的理解，以为谢泳的文章中的有些说法并不公平公正，有些甚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里只举两例。当谢泳写了《杨联皗为什么生气》之后，像我这样通过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才知道是陈寅恪学生的周一良出来说了话，认为谢泳那样说，“大概”是“不知道杨联皗是个有病的人”（患有抑郁症的精神病），并且“说他还斤斤于几十年前清华同学中左右派之争，似乎无此必要吧”。尤其认为“谢泳同志文中说：‘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不够确切。”另外，就是当谢泳先生在2003年7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文学杂志〉与清华学派》之后，陈福季先生在2003年9月26日就此发表了《偏见比无知更远离事实》，针对谢泳先生在文中说的“《文学杂志》是‘京派’重镇，而‘京派’的重要成员就是早年‘新月’成员中偏重文学和艺术的那些人。……最后形成了《文学杂志》群体。……以清华为主”，认为“这些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上面说的这些，对于谢泳来说，我以为“错”得还不是太远，“偏见”也还不能算“太深”，“太深”的在后面。
历史是很复杂的一个怪物，特别是历史上的有些人或事，让人很难说清道明，或者就说不清道不明。我想这一点，谢泳也不会否认。可你读谢泳在《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见2000年第8期《山西文学》）这篇文章，就觉得他把鲁迅和胡适及他们各自“代表”的“群体”仿佛又都“看”得很清楚，也“说”得很清楚。
就我读鲁迅而言，我不知鲁迅代表谁，我只知鲁迅谁也不代表，只代表他自己。鲁迅的人格鲁迅的精神鲁迅的思想都是独立自由的。当然，思想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并不妨碍鲁迅有几个朋友，有一大群朋友，也更不妨碍有人把鲁迅当作朋友，妨碍有很多人喜欢鲁迅。不然，难道一个人有了几个朋友，或是加入了一个民间组织，就一定要代表一群人，就一定要代表那个“群体”？
谢泳在把鲁迅和胡适以及把左联和《新月》文人弄成两个群体并分开之后就开始作“分析”了。先是分析这两个群体的两个代表人物即鲁迅和胡适。谢泳认为：“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而是要看他们在平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我们过去研究历史人物，是不大重视对历史细节评价的，也就是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看他们参与的那些大事，而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忽略了。我们说一个人好，或说一个人不好，总是先有了政治上的判断，然后就以这样的判断去裁量历史人物。”这段话让我很糊涂。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去就这个人物参加的历史大事去评价，难道要从“日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去对这个人物作历史评价吗？用历史大事来评价历史人物尚存缺憾，如果再按谢泳说的用“历史细节”来为历史人物“盖棺论定”，还不知会缺憾到什么样子。我估计，中国历史也好，世界历史也罢，无论谢泳先生怎样地如此倡导，怕是也不会以“历史细节”或者“日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去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的。就从我们知道的一些历史人物来看，又有哪一个不是依据“他们参与的那些大事”来对他们作历史评价的呢？又有哪一个是依据“他们在平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或是仅从这些人的“历史细节”去给他们下定论的呢？东汉末年三国时的曹操，罗贯中、毛宗冈就说了他不少坏话，若再说起他的奸诈、无良，简直要耻于人类了。比如在他被“通辑”逃窜时，逃到了父亲的结拜兄弟吕伯奢家，人家明明是准备对其盛情款待，他却疑心要害他，进而杀害吕伯奢全家。后来就是知道自己杀错了，仍不罢手，一路错下去，又将在路上遇到的为招待他们去打酒买菜的这家主人吕伯奢砍杀。《三国演义》在这里有两句对话，很生动。于曹操有救命之恩的陈宫见其又将吕伯奢杀死后，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你看多生动！这虽然有罗贯中的编撰，但历史上王沈所著《魏书》、郭颁所撰《世语》都有记载，只是记载的情形很不一样罢了，至少在为《三国志》作注的宋人裴松之是认可的。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就这生动的“历史细节”或叫“日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来评价这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再说史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的陈胜，如果按史马迁所记他生活中待人接物的丑陋，也就是“历史细节”，可说陈胜简直就不是个东西，然而，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就拿这“历史细节”来评价他。我觉得这已是对历史人物如何评价的共识了吧。
当然，谢泳那样说，一定是有了“证据”的，我们来看看。谢泳的这“证据”先是一个“假如”。他在文章中说：“就以鲁迅和胡适这两个人来说。先不说他们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其实在这篇文章中一直都没说——引者）。就从做人这一点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紧接着就自问自答：“我想多数人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可也许连谢泳自己也觉得这样说话在逻辑上很不周延，故随即补充解释：“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也就是说谢泳也不能不承认，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以有多少人愿意与他做朋友和与他共事来定的，这里不去说它。我只想知道，谢泳是怎么得出他的那个“假如”之后的结论的呢？又怎么能证明“假如”胡适和鲁迅他们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话，就会有“多数人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呢？当然这只是谢泳的“我想”。
接着往下看谢泳的这篇文章。谢泳在不能不承认“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之后紧接着说，“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谢泳在这里弄了一个“假想敌”，很有点要去大战“风车”的意味。我想知道，是什么人说“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就要求别人“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呢？如果没有，这不就成了“自说自话”了吗？回过头来再说，谢泳这样看待鲁迅与一些人的论争“冲突”是否就是公正公平或说是“持平之论”呢？至少在我看来：算不上。这里只用鲁迅的两则书信就可以证明谢泳所说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信中所说的因为鲁迅知道林语堂的英文好，故劝林语堂译些英国文学名作，并认为不仅于当时有用，就是于将来也是有用的。一句“曾经竭了我的诚意”，一句“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天可怜见鲁迅先生对林语堂先生是怎样地良善、掏心窝子不说，我怎么也看不出鲁迅先生那样劝林语堂错在哪儿。
另一封书信写于鲁迅逝世这一年的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也还是致曹聚仁的：“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之所以要引用鲁迅先生这样的两封书信，在我是“有意思”的。后一封说明即便就如谢泳所言鲁迅“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也不是因为什么“日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之类的“历史细节”，而都是些大事；而前一封信的引用是因为谢泳在他的这篇文章中说林语堂先生在鲁迅逝世后，“在《人间世》上还写了悼鲁迅的文章，里面有许多持平之论”。言外之意，或说从他这篇文章的基调来看，意思是说，你看，这样的“持平之论”在鲁迅对林语堂而言就没有一言半语，而鲁迅与林语堂的“冲突”责任也显然在鲁迅一方。
另外，我很奇怪，一个人，他的道德的好坏，他的朋友的多少不是以这人活着时来论，而是要在他死了之后。我不明白，鲁迅生前及逝世后有那么多的朋友及热爱着他的人都不能证明鲁迅日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的道德，而是要用谢泳现在来论。不说也罢。然而我也从因胡风案受到牵连而被迫害致死的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中看到这么一句话：“鲁迅的伟大，是因为他是一个战斗者，是道德的存在，是激动人心的力量。”
谢泳认定《新月》群体比左联群体或说认定胡适的麾下比鲁迅的那个群体“在做人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新月》文人更好一些。”怎么个“更好”法呢？谢泳先说的是婚姻，说是“左联文人的婚姻，不客气地说，好的并不多”。对此我素无研究，不能瞎说，我只知道《新月》文人中好像那个“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早逝诗人徐志摩以及罗隆基等人的婚姻就不是“更好”（这有客观原因。如胡适研究者沈卫威在《曹诚英胡适生命中的另一个“她”》中所说：在“五四”个性的高潮中，许多留学生都发动家庭革命，“革”了原来包办婚姻的“命”）。这且不去说他。接着看。谢泳下面就弄了“最简单的例子”，说是“《新月》文人能说左联文人的好处，而我们过去很少听见左联文人也能对《新月》文人说句公道话的。”事实到底如何，希望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出来说话。因为左联文人是否（谢泳用的是“很少听见”）对《新月》文人说过一句公道话，我不知道，可《新月》文人是怎么说左联文人的好处的，由于谢泳没说，我也同样不知道。接着，谢泳又借别人的口说“左联同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团结过，他们一直在斗，最后就是胡风、周扬和丁玲那样的结局”。而《新月》文人呢？谢泳说了：虽“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他们一生都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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