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适得其反与空谷足音
作者：金 梅
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在中国文学界是一个议论不完的话题。
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性奖项，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及至2001年的百年间（实足计算则是101年），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7个年度（1914、1918、1935、1940、1941、1942、1943）暂时中止外，总共颁发了94次，获奖作家98人，其中有4个年度（1904、1917、1966、1974），分别有两位作家同时得奖。由于时间这样长，得奖作家这样多，也就很难有人能够完全记住每个年度的得主，都是哪个国家的哪位作家，以及他们的生平事迹是怎样的，代表作有哪几部，获奖的理由是什么，等等。而就笔者言，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在平日的阅读中，经常会碰到这些问题，却又一时难于查到答案，因此多年来，我就一直在希望，有人能编纂出一部包括上述内容的诺贝尔文学奖系年一类工具书。世上还是有心人多。最近，我终于买到了这样一部书：由贾文丰先生著、珠海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百影》。翻阅之下，很是感谢贾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方便。
但也有一点遗憾与异议。
如前所说，在101年中间，诺贝尔文学奖一共颁发了94次、得主98人，但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百影》一书中，只开列了93次、97人。逐年看下来，原来是该书将2000年度的评奖和该年度得主的名字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料 ，一概隐去阙如了。对此，作者没作任何说明。这，当然是有意为之。其原因，在作者看来，可能是由于他觉得，那是早已众所周知的事了，无须再作饶舌。但对一本专题性和历史性的工具书（该书环衬上就标明它是一本“喜爱文学读者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来说，这样做，是很不科学的，也是很不必要的。
编著工具书，特别是带有历史性质的工具书，一个最基本的和首要的准则与品质是存真，即将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按其原貌不打折口地记载下来，不能因了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倾向，为作者或别的什么人所不能赞同，就可以故意略而不录。就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而言，你尽可以对高行健及其作品的获奖发表看法，但你却不能否认高获得了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实。这样说可能是一种废话，但也不能不承认是实话实说：这一奖项，不是由我们中国文学院，而是由瑞典文学院评定和颁发的。况且，高行健其人，虽然曾经当过中国国民和中国作家，但他得奖时，已经是一个法籍人士了。是一个吃洋面包和用洋文洋墨水写作的法籍作家了。你不予承认或故意略而不提，于事实是丝毫无损的。《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百影》一书隐去2000年度得奖者的名字，其结果，反倒使其在98个得主中，更引起了人们的追查与注意。这可能也是作者意想不到的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吧。
其实这类教训早已发生过，只是我们不愿意记取罢了。曾经在中国生活过30余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以写中国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大地上的房子》等，于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我们中国，由于认为赛的作品歪曲了中国农村的生活，所以一直不去提及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字；有时提到她，也总是要伴随着批判性言辞的。现在的情形却就大异了，不只出版了她的《大地上的房子》等作品、传记，还有人编出了《赛珍珠作品评论集》等一类专著，看来是要把她作为一个专题去研究了。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也。
不要说是旁观者的态度了，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本人拒绝领奖，那又会如何呢？如1958年度该奖得主、写过著名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因迫于当时国内的压力，发表了拒绝领奖的声明。还有1964年度该奖得主、名头更大的法国作家萨特，则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也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该奖。但这些做法，从来都没有导致有人会将1958、1964这两个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予以隐去或当作空缺的事情出现。而在前苏联，到了1965年，以《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小说闻名于世的肖洛霍夫，则又领取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性大奖，但仅凭10几个瑞典人，就能评定世界文学的高下优劣吗？这实在是很难说的。在98个得主中，是有二三十位世界文学的巨擘，但对所有得主，确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他虽是198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瑞典一位书局经理，在回答有人问他西蒙作品销售情况时却说，西蒙在瑞典人眼中，“只能算是个‘小作家’，他的书销售并不大。”用中国人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西蒙在诺贝尔奖诞生地，也是很大跌眼镜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诺贝尔文学奖太看重、太认真，以致于落下一种与之相关的“情结”之病了。
再说几句题外的话。对人世间的某些事情，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阿Q精神的，以便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与平静；心理上平衡与平静了，或许会有意外的惊喜出现在你的面前。
2
大概是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吧，抽象地谈论人性成了理论界的一种时髦。而在不少文学作品中，一旦写到革命事业，往往将正方形容为不知人情人性为何物之人，在揭示反方的本质时，倒又常常忘不了给他（或她）抹上几笔浓重的人情人性的油彩。而关于人性内涵的诠释，总的趋势是在简化而又简化着，现在是已经只剩下了“情欲”，甚至是“肉欲”二字了。于是，在文学界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被某些作家和批评家（还有影视界的某些编剧、导演、演员和评论家什么的）所默认的公式：
文学==人学==人性==情欲==肉欲
当然也有例外的作品。《散文·海外版》2003年第6期上，刊登了韩少功先生的《万泉河的雨季》一文。作者围绕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内剧外的故事，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对当下社会情态的描绘，具体地写出了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中人性形态的变迁。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痛斥极左思潮盛行时期对人的生命的戕害（没有了人的生命，哪还有人性可言），和当今社会人欲横流中人性畸形之变的同时，发出了如下一些令人深思的感慨与悲愤：——
…身处一个精英们纷纷鄙薄革命的潮流，眼下的我却惊讶发现，（《红色娘子军》）剧中的人性其实比我料想的要多得多，比我料想的要温暖得多。也许我已经老了，见过了太多人事。弦惊之处，忍不住鼻子发酸，似乎在为不能确定身份和面目的什么人伤心——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挡住落向你的皮鞭？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伸出援手将走投无路的你接纳和庇护？
这出舞剧曾经用刀枪吓坏过很多温良人士。是它不够人性吗？如果这不是人性，那么在你陷入恶棍围剿的时候袖手旁观倒成了人性？如果这不是人性，难道在你横遭欺诈或暴虐的时候转过头去傍大款拍马屁倒成了人性？今天也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为一个烈士的献身而苦苦痛泣；不会有太多的人，会把人间的骨肉情义默默坚守在心底。如果——如果——如果这种痛泣和坚守都已陈腐可笑，因不能生财而一钱不值，那么我们是否只能把面色紧张的贪欲发作当做伟大的人性解放？或者，引起革命的压迫与剥削，革命所力图消除的压迫与剥削，在今天也成了人性复归的美妙目标？
（面对《红色娘子军》的演出）观众情不自禁的鼓掌，证明革命是人性的爆发，是大规模恢复人性的号令和路标，因此也是一切卑贱者最后的权利——虽然假革命之名的罪恶曾经使事情变得污浊和混杂，使革命常常渗流着血泪，使人们无话可说。
………
如此旗帜鲜明地道出，革命是“爆发”与“大规模恢复”人性的“号令”和“路标”，是“一切卑贱者最后的权利”，这样一类话，在今天听来，确实是一种久已远去的空谷足音了。韩少功先生不愧是一位常能见他人所未见、发他人所未发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