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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鲁迅晚年一篇文献
作者：何满子
这一文献影响着胡风、冯雪峰等大群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也闹剧式地影响着周起应为首的许多文学权力中心人物的命运。与这一文献相关的还有中国文学领域中迄今挥之不去的不少关节性问题，如“左联”的评价，“两个口号之争”，“四条汉子”等等。更加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胡风、冯雪峰的事件，文学权力中心投此文系鲁迅病中请冯雪峰拟稿一事之机，诬称此文不是鲁迅的本意，是冯雪峰捣的鬼；权力中心人物捏没了经过鲁迅逐句修改和对“拉大旗作虎皮”者极其恼火的大段大段的增补，并在《鲁迅全集》中此文的注释中干了许多掩耳盗铃偷天补日的小动作，益发增添了这一文献的情节曲折的戏剧冲突，更簇拥出文献的历史见证的意义。
为此，这一文献值得关心现代文学的人作认真仔细的研究，至于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之必须将此文作为重大的研究课题，则更是应毋庸议了。
还须认知，此文不仅是文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公案，还密切地关联着当时中国民族存亡这一无比重大的问题。顺便说说，笔者当时还是一个朦睡少年，为当时弥漫的救亡运动的气氛所激荡，迷茫而无所归着，正是在《作家》月刊上读了这篇文章，方第一次知道“抗日民族一战线”这个概念的。我深信我们这一代人中，由此文的引导逐渐明白抗日救亡道理的人绝非个别，特别是爱好文学和敬爱鲁迅的人群中。
因此，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进行探索的。因鲁迅哲嗣周海婴先生的帮助，我得到了经过鲁迅亲笔修改和大段大段增补的原稿复印件，参以《鲁迅全集》中有关的文字记录，试图从几个方面就这一文献作系列解读。本文是系列尝试的开头一篇，重点在寻绎鲁迅当年的战斗环境以及义愤的心境。时间给了我以便利，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回头考察这一文献，联系历史事实的因果，事情是较易看得分明些了。
鲁迅毕生的战斗都与中国命运之挣扎相关，并由中国之命运这所催发。当时他面对的处境，国内是“希特勒的黄脸干儿”的独裁统治，国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侵逼，寇患日深。尤其是后者的侵略使中国危若累卵，救亡成了压倒一切的迫切问题。鲁迅不能有别的选择，只能和坚决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同声气，蠲释不久前方被创造社、太阳社等极善奥伏赫“变”的诸君子围攻的嫌隙，顾念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也即如这一文献中所提到的他和郭沫若、茅盾的关系那一般“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所言)，参加“左联”，并被尊为名义上的领头人。不管“左联”中自居领导的“工头”们如何伤害他，迫使他只能“横站着作战”，但他为了大目标容忍着，也因为大目标而对“左联”怀有感情。
这里必须插几句关于“左联”的性状的说明。不少人的观念中，都把“左联”视为有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倾向乃至是有共产党政治倾向的文学家的群体组织，其实并不尽然。当然，其中自居领导的成员，有些拥有共产党籍以及远非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正确点说是机械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但就总体来说，“左联”成员大都只是不满国民党专制统治，尤其是不满扼杀言化自由的作家，要求创作自由的民主作家的组合。相对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及其御用文人的极右性质，这个组合才得以称为“左翼”，一个倾向进步的作家联盟。而在专制统治及其御用文人的眼里，这些人既不满政府，自然是异己分子，划为“赤色分子”或“赤色嫌疑”了，正如梁实秋之流诬蔑鲁迅“拿卢布”同理。鲁迅也无疑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一贯孤军作战尚朋其志不挠，当然乐于置身在大目标相同的队伍之中，哪怕这支队伍不纯，自居领导的“工头”们更其可疑，“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鲁迅全集。书信。351004致萧军》)可见，对“左联”这一团体，鲁迅是寄以希望而有感情的。因此，当自居“指导者”即“工头”们未经商议，无声无臭地解散掉“左联”之举，鲁迅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而十分气愤的。鲁迅曾将他的不满溢于言表：
〖HT5K〗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书信。360502致徐懋庸》)〖HT〗
此信的结尾，分明写了和徐懋庸也是和“指导家”们断绝往来的诀别词：“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解散“左联”而不与成员之一的鲁迅(而且在表面上对之十分尊崇)通气，加上以往“工头”们对自己的伤害，鲁迅于是拒绝参加由他们牵头新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鲁迅在《书信。360405致王冶秋》一函中有所诉述：“在‘左联’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在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会进去的了。”、不满于“左联”的“溃散”式的解散，进而拒绝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已使“指导家”视为不合作，更加上鲁迅不尽苟同于“指导家”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经过理性思考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遂被“拉大旗作虎皮”的英雄们诬加鲁迅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并也迁怒于不附和他们的胡风、巴金、黄源等尊崇并追随鲁迅主张的人士。冯雪峰也是“指导家”们的异己者，只是因为冯雪峰是衔党之命从苏区派来上海的代表，不好点名而已。
这场声讨由徐懋庸来出头，不管徐懋庸是受了指派，还是如后来“指导家”们矢口否认并坚持是徐懋庸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但是徐懋庸事实上代表了“指导家”一伙的心曲的。鲁迅正在病中，徐懋庸正在“明知我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书信。360825致欧阳山》)本来对“工头”们怀有夙慊的鲁迅，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猖狂的挑衅，于是激使鲁迅扶病作了这一《答徐懋庸……”的长文。
这不是鲁迅第一次和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宗派主义较量。前几年曾被捧着“拉普”真经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斥为“法西斯蒂”和“封建余孽”，那有李立三“左”倾路线的背景，这回的被加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则有王明路线的背景。两批对手之“一只脚踏革命船，另一只脚踏文学船”的两栖性质相同；前后两起攻讦鲁迅的人物也有些是重叠的。此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两批人大都成为文学权力中心的掌权人物这一点也相同。因此，要遭遇这场战斗是鲁迅的宿命，也是中国文学无穷纠葛的宿命。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一个时代里，这一文献还会在文学界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的缘由。
但，这一回合挟着“革命的意特奥罗基”围攻鲁迅，不过是不同倾向的作家之间的论争；而这回，确实挟鲁迅也增加盟的“左联”这个组织向鲁迅施加压力。“指导家”们是代表“组织”向鲁迅发难的；而这个虽然是松散的群众组织的背后却有一面大旗，“指导家”们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向鲁迅声讨的。那就是鲁迅对抗组织，其罪名又是大得吓人的“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这样一种局面下，鲁迅的反应更是突现出一个独立特行的思想家坚持信念不屈服于压力的顽强人格，那和而不同的风范真是并世无两。
鲁迅一面阐述了自己对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正确态度，对强加于他的“破坏”云云作了义正词严的抗辩，顺手揭露了那些积郁于心的“指导家”们对他的伤害，以及这批人“借革命以营私的卑劣行径。一方面又为对手所诬陷的巴金、黄源、胡风等人作了激情的抗辩。为战友雪诬不仅是鲁迅一贯做人交友的道德风仪，更是为了保护文滨也是抗日救亡的有生力量。在阐述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时，证辩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正确性，这就是“两个口号”之争。在为战友辩护时，鲁迅以几大段亲笔增补的文字揭露了“指导家”们如何排斥异己的造谣或众的伎俩，这就是“四条汉子”的故事。
鲁迅病中作此文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也是因公因不得己而火。在他的几封致友人的书札中可见其心情的一斑。
一封是写于逝世前四天的信：
……继婴大病，杭卧数月，而以前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书信。361015致台静农》)
另一封表述得更尽情：
我那篇文章(按，指《答徐懋庸……》)中，所举的还不过(是)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现在他们在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书信。360915致王冶秋》)
另一封也值得一引：
……正因为不入协会，(按，指中国文艺家协会)，群仙就大摆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纠纠首先打上门来也。……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间事情，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书信。360828致杨霁云》)
鲁迅义正词严。打中对手痛处的威力强大的文章是对手无力招架的，于是不敢正面辩答，只能在小报上▲▲喳喳，更现出孱头相。然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一旦时机到来，英雄们真掌握了“实际解决”的权力时，那就走着瞧吧。可惜鲁迅已不及亲见了。
在这一文献中，鲁迅在许多地方还是留有余地的。也有顾全大局的有理有节的让步，这和此文请冯雪峰拟稿也有微妙关系。此外如“两个口号”之类的问题等，本文都不及细析，当俊另文证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