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一堆欲望的拼盘
作者：黄桂元
“洋场逐流云谲波诡·租界狩猎寒死春生”，这十六个字赫然印在小说封面，颇有点题之意，即作家要试图还原一段近代天津乃至近代中国的洋场历史。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旧中国，东西方列强们曾在天津切蛋糕一般划出了各自地盘，致使这个城市落满了咝咝冒着焦糊肉味的屈辱烙印。俱往矣，如今人们对此已经淡忘，但小说昭示我们，遗忘历史是一种罪过，一个记忆模糊的城市是没有出息和希望的。从这点上说，比起一些自我感觉不错的天津土著作家，周凡恺更警醒更血性，也更有历史的眼光。
自小说《妻妾成群》及其由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问世以来，在我国当代文坛，展示昔日豪门家庭中遗老遗少生活的作品多了起来，而描写老爷（包括少爷）与数房太太和一群丫环之间情仇欲海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这种构思惯性大约可以追溯到古典名著《金瓶梅》。《四凤楼》也是因循此路吗？这是我的第一疑问。宝丰洋行买办李霁云娶了四房太太，分别住在李公馆里的春夏秋冬四座洋楼内，这便是“四凤楼”的来历，故事由此展开，颇有些似曾相识。但我不相信周凡恺这样一位极具个性的作家会落入俗套。读下去果然发觉，周凡恺毕竟是周凡恺，显然《四凤楼》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的主旨其实并不在那四座洋楼，而系在连喜喜一段“租界狩猎”的离奇经历。“四凤楼”作为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景，指喻了一种靡烂和衰败，象征寓意很深，这完全是一种别出心裁。天津租界的兴衰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当年的天津租界，甚至可以比作微型“联合国”，涉及政治、军事、贸易、外交、文化诸多领域。举凡各行其是的建筑风格、穿衣打扮、居室摆设、日常习俗、交往礼仪皆景观各异，加上独具码头味道和商埠色彩的天津民生民俗民风，真正是千奇百态千滋百味应有尽有。嗅觉灵敏的异乡人周凡恺被已逝的合作者王上先生牵了进来，像个目迷五色的掘宝者，据说他查阅了各类史料计千万余字，还不辞辛劳地寻访亲历者，足迹遍及包括昔日旧租界在内的天津旧城区的每一处角落。小说写得如此气势不凡起伏跌宕，显然得益于作家相当多的积累和储备，包括近代史、艺术和杂学知识，还有他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情绪积累。
既然天津租界是中国近现代史一个缩影，《四凤楼》完全可以进入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宏大叙事主题，但作者还是放弃了这种企图，而是巧妙地找到一个出其不意的血淋淋切口，一系列传奇刺激的剧情便拉开了大幕。戏剧元素对于小说，有时确实有引人入胜的功效，但并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超过了“度”，便很容易走进“成也萧河败也萧河”的怪圈。而现代小说家，最强调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叙述意味，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种叙述策略给戏剧性小说的创作提出了新课题。周凡恺进入小说殿堂却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史料的引用、入戏的结构、传奇的故事、能说会侃的人物对白，再特别辅以抒情的描写和随笔的议论，使《四凤楼》有了相当可观的噱头、看点和可读性。而有些描写干脆就是出色的散文片断：“租界就是租界。租界即便下雨也是租界的雨。租界的雨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呢？甜甜腻腻的就如荷兰水，就如女人的唾液，就如女人床第之欢流出的香汗，总之它不是雨。”不可否认这些手法的杂糅运用，还是丰富了这部小说的艺术肌理和情采韵致。不过，《四凤搂》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构筑悬念推进传奇方面的不遗余力，那简直就是一个“碰头彩”，一个拿人的绝活儿。于是我们沿着主人公连喜喜从东北的穷乡僻壤落脚天津后颇为离奇的命运轨迹，在见识过种种的黑暗与邪恶、阴谋与倾轧、享乐与淫荡、虚华与败落之后，走进一个幽深、扭曲、阴暗的非人性世界。使我惊叹的是，习惯于纯情纪实写作的周凡恺何时拥有了如此按捺不住的虚构欲望？全书诸多章节弥漫了世纪末的霉烂气息，醉生梦死的奢靡、出卖灵肉的交易、肆无忌惮的淫乱、堂而皇之的掠夺，小说于此充满了力度，堪称人性恶的大荟萃。但似乎总有些低趣的东西影响这部小说走向卓越，不免令人遗憾。
如果说《四凤楼》是一个欲望拼盘，那么连喜喜就是一具构造畸态内涵复杂的人性标本。在当代小说林林总总的人物画廊里，连喜喜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一个偶然机会，穷光蛋连喜喜冒名顶替成了地位特殊的万国才，他的命运便由灰老鼠变成了山大王。连喜喜的收获是全方位的，简言之是色、钱、权。尽管许多人有所察觉和怀疑，但迫于种种利害，不仅让这么一个假万国才颐指气使威风八面，还要送礼进贡，甚至不惜奉献自己的妻子女儿。事情就这么荒唐离奇，如同一件“皇帝的新衣”，也像是一场闹剧，台上的角色心知肚明，台下的观众也佯装入戏，就这么各怀鬼胎各得其所地演下去。
连喜喜瞒天过海欺世盗名之所以得逞，李公馆中何夫人何碧桃的作用“功不可没”。何碧桃不仅是连喜喜的同谋和帮凶，更是这桩弥天大谎的始作俑者。何碧桃在李公馆身份特殊，但并不满足李霁云独宠“春楼”的地位，虽有些被逼无奈的意思，还是策划了这场世所罕见的大骗局，并引导连喜喜一次次化险为夷，足见这个女人非同一般。作家没有把何碧桃处理成一位心狠手辣的恶妇人，这个女人有野心有胆识，也会害怕会流泪，似乎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还无怨无悔地为连喜喜生了个没有名分的儿子。这个女人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更明白她与连喜喜命运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女人是连喜喜占有过的第一个女人，也是与连喜喜关系最久的女人。正是这个女人，使连喜喜骨子里沉睡多年的欲望苏醒了，如同潘多拉的魔瓶，一朝开启便释放出了巨大的邪恶能量。
奇迹是从连喜喜四十六岁那年发生的。这之前的连喜喜一文不名，从东北的额穆赫索罗来到天津后，这个穷得娶不起老婆也从没有接触过女人的臭苦力，深夜经常以酒浇愁，性压抑使他常常发出恶狼似的嗥叫，如同“猫叫春，猪拱圈，狗跳墙”，搅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从变成“万国才”进入李公馆开始，连喜喜像一头性饥渴的公驴闯进了母驴阵，女人便成了这个中年麻脸男人的囊中之物。如同吃饭睡觉那样自然，他在一个个女人肉体之间发泄兽欲，频率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一度，连喜喜的生活里除了玩弄女人，似乎根本没什么正经事可做。这些女人中除了何碧桃，还有何碧桃的贴身丫头银宝，李霁云的二夫人韩月姣和李霁云的儿媳白玉环，李霁云的秘书唐红云，宝丰洋行码头的把头赵庸的老婆鹊喜和儿媳宫红，刘华岭的老婆上官媚，连喜喜还忙中偷闲地嫖了谢基丽娜等两位白俄交际花，就连从上海来津探望丈夫万国才的江倩云也不放过。而连喜喜与江倩云在浴盆里“做着各种高难动作”，正是发生在连喜喜与兰子再次相逢并“良心发现”信誓旦旦之后。
欲望是一张无形大网，罩住了淫秽肮脏的四凤楼。男人多兽欲，女人多利欲，舍此别无它求。书里最常出现的场景便是浴室和被窝，连喜喜和女人的关系如同一幅幅春宫图，那些乐于献身的女人跟婊子没什么区别。用连喜喜的话，“女人都是浪货骚货，他们只对有钱的男人媚笑，她们只对有钱的男人搔首弄姿”。何碧桃与连喜喜素不相识，就可以“很老练地握紧了连喜喜”，“引领着赖皮狗似的哼叽着的连喜喜”“进入了一个湿润而又温暖的冥处”；被老爷“李霁云馋了一年多都没尝上这一口”的丫环银宝，第一次见了“万国才”竟可以一丝不挂地走进浴室，“一边放热水一边大大方方地脱了所有的衣裳”，迫不及待地以身相许；毕业于法国教会办的圣公女校的唐红云，人长得漂亮，还会讲英、法、俄语，应该是女孩中的佼佼者，也从洗浴间出来，“赤裸着身体，如一只被剥了皮的鸡蛋，一览无余地站在连喜喜的面前”；工头赵庸的小老婆鹊喜和儿媳宫红，“除去了所有的衣裳，一边一个，一同钻进了连喜喜的被窝，哼哼唧唧地就像两条发情的母狗”，鹊喜的活儿更绝，竟用嘴当夜壶给睡醒之后的连喜喜接尿；白玉环则解开睡衣掏出奶子为口渴的连喜喜喂奶；女戏子陈玉秋在连喜喜面前“边说边一股脑地脱光了衣裳，对着镜台自恋地摇来摆去”；上官媚“不管不顾非常麻利的脱得精光溜溜，对着镜子推碾子打晃，转着圈子浪开了”……这样的场面比比皆是。许多男人斗不过心狠手辣的连喜喜，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便是供奉出自己的妻女，连喜喜也不含糊，每每来者不拒一一笑纳，只有俄国人皮特不断向连喜喜苦苦哀求才保护了自己的老婆伊伦娜和女儿艾伦，算是给人性留下了一角遮羞布。
连喜喜使我想到《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两个人物有相似也有不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先生认为西门庆的文化程度几乎只能应付账务往来，连喜喜比西门庆强不了多少。西门庆的性交往对象是五类女人，妻、妾、婢、媳、妓，连喜喜基本也是如此，只是他占有的是别人的妻、妾、婢、媳。西门庆的表现是有色无情，连喜喜则似乎对兰子尚存真爱，而且人性里也多少有一些悲天悯人扶弱济贫的情怀。但老实说，即使是从艺术形象的角度，我对这个主人公也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揭示和鞭挞非人性的肉欲，如果给人一种展示、炫耀和玩赏的感觉，就是缺乏尺度了。因为这些有欲无情、唯欲是图的性交媾，实在没什么“性趣”可言。连喜喜戏剧性地冒用万国才的名义实施了一系列罪恶勾当，不仅丧心病狂地玩弄自己视野内的女人，而且滥用权力使自己的财产一步登天，成为一掷千金的超级富豪。至于九牛一毛地施舍一些小恩小惠，为无助的下人搞一点点排忧解难（包括对兰子的所谓痴情），前后极不协调，只能暴露了这个人的伪善。尽管小说为连喜喜找到了一种行为依据，“在过往的岁月中，连喜喜见到的好人虽然居多，但他们多是贫困潦倒无望，诚实带给人的不仅是落寞还有灾难，好人也永远过不上舒心的日子。黑了心的高官澜权渎职，一肚子坏水的小官吏谄媚钻营，让穷人更没活路。对付这样的人，只能以黑制黑，以恶制恶，以奸制奸，以邪制邪”。但这种依据不仅苍白而且牵强，缺乏可信度。兰子的再度出现是连喜喜生活中也是小说的唯一亮点，神奇的是，连喜喜便被兰子莫名其妙地“改变了”。原来这个假“万国才”玩了一圈女人，最后发现只有兰子是干净的真诚的，对他没有所图，心灵也由此受到了净化。但我看到的却是明显的缝接痕迹，突兀而不真实。于是连喜喜被分裂成了另一个面目可疑的人物。兰子的车祸罹难，最终使得“连喜喜走了。奔着东北方向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不愿意再看到这座充满了欲望和诱惑、阴谋与罪孽、邪恶与下作、浮华与贫穷的城市。”好像这个城市伤害了连喜喜，使他历经磨难伤痕累累，很令人费解。事实是，他在这座城市度过了最奢靡最放荡最兽欲最邪恶的一段日子，可以说恶贯满盈，而这一切并没有谁逼迫他去干。
西方文化传统往往视女人的身体为优美和神圣的审美对象，而在性禁忌中的中国旧文人看来，女人身体常常是一个纵欲、把玩、邪恶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的殊异，带来的是不同趣味的文学景观。当代一些作家由于性观念松绑而造成了失重，变本加厉地在肉欲上做足了文章，不免使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还具有欣赏女性的正常审美能力。一个作家在趣味上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的描述也会贬值。反过来说，一部作品的底蕴往往也显示了一位作家的心灵质量。因此，从展示天津旧租界的醉生梦死、世态炎凉和腐朽衰败的社会实景上看，这部小说确有独到之处；但在挖掘人性深度和人生快乐主题方面，我难以违心地评价它的价值很大。
其实，我对周凡恺的文学潜质和才情一直寄以厚望。这话说得有些“大”，却是我作为一个十分关注他的创作的朋友的真实想法。与天津一些“土著”作家相比，周凡恺的优势明显。他从小生长于自然风貌奇绝绚烂的长白山区，见过山见过水见过大森林见过黑土地上的小镇和农家，比那些久居楼群偏寄一隅被马尔库塞称为“单面人”的都市作家，多了不少使他可以炫耀终生的对大自然的野性体验；他有一种游荡异乡、漂泊天涯的心态在其骨子里挥之不去，相对于深居简出或安居乐业的作家，他的视野更辽阔，性情更剽悍。大学毕业后的周凡恺先当军人后做记者，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而坎坷传奇亲情蒙难的个人身世更赋予周凡恺的悲情调子，他的笔墨既有优美鲜活的书卷气，又兼具敏感的性情和坦诚的道德激情，最适合写一唱三叹慷慨悲歌的煽情文字。周凡恺显然尝到了甜头，也不曾辜负这些优势。只是借用围棋竞技常用的一句话，把优势化为胜势并非易事，这大约是周凡恺面临的一个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