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请勿误解红柯

作者:徐肖楠




  我们这个年代的文学,“巧言”与“巧作”是流行时尚。红柯的小说则是反巧文学,他的小说朴拙不巧,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如何有艺术之巧,如何形式化与技巧化,例如说评价他的小说跨度大、无人称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但就是没有人说他是古典主义。其实这些讨巧的角度是说错了:因为最时尚、最技巧、最繁复的写法正是红柯叙事的最大缺陷,他没办法做成一种深藏不露的深度性叙述,也没办法做成一种连续的、整体的和有人物性格的叙事,而古典主义的单纯简洁才是红柯的最优越之处。
  红柯有灵性、有悟性,抓住了文学的要点:简洁,真诚。我们这个年代,是个充满了谎言和巧言的时代,伪装和表演成为文学的时尚。相对于巧言文学,红柯朴实拙正的反巧文学是一种矫正,这种反巧文学来源于红柯对文学的固执和真诚。他避开自己的短处而扬起自己的长处,执着单纯地去追求想象性和梦幻化,依靠对文学本性的灵悟去展开文学世界,而不乱花迷眼地追求一种表面的技巧化和形式化,因此红柯的作品有这个年代许多人难以具备的天真单纯艺术品质。
  对于许多人来说,语言不是生命感觉,不是文学感觉,而是文学包装,文学不过像现实中的人一样,或者巧言令色去诱惑,或者朴拙单纯去苦干。红柯选择了朴拙单纯,但这不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而是他性情本来如此,“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像有些人们对他的赞美那样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红柯没有深奥的哲学思考和复杂的技巧思考,单纯简洁是他的突出之处。若由红柯的单纯简洁而说他如何智慧叙事,是对他的溢美甚至扭曲之词,不是他的本色。在我看来,说他朴拙倒是对他的夸奖。朴拙地追求文学的本性,倒比巧作地伪装成文学更值得赞誉。人们为什么那么怕朴拙、怕真诚呢?一方面,朴拙是因为红柯不长于巧作;另一方面,朴拙因是红柯的朴拙而有了独特。红柯的单纯简洁的意义,不在于要对其大加吹捧、大唱颂歌、奉为楷模,而在于给市场化年代的巧言文学吹进了单纯朴实的清新之风;红柯作品的意义也不在于其完美性或典范性,而在于其对市场化年代巧作文学的修补和扳正。回归到文学与现实的想象化关系,回归到文学与生命的真实性关系,回归到文学的诗性而不仅仅是语言化,是红柯作品的最重要意义。
  红柯的抒情型叙事,力图造成一种感觉化的世界。但红柯的感觉化,不是用语言化出的感觉,而是用感觉化出的语言。红柯的特点是:不用语言去刻意雕琢文学感觉,而是用文学感觉去寻找语言,用文学感觉去化出语言的世界。红柯用语言构造了一个梦幻化、童话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迷宫和梦感化出了语言也化出了这个文学世界自身。这是红柯的感觉化世界不同于市场化年代中国文学中他人的极为重要的特点,也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注重将感觉语言化的大多数小说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出现以后,形成一种追求语言世界的文学倾向,试图将现实纯粹语言化而使文学世界与现实不同。这形成了对先锋文学精神误解的倾向,以为语言的繁华喧嚣便是文学的特性。人们已经忘却了文学感觉,只剩下了语言的操作。当文学创造沦为语言操作,连一般写作都谈不上,更别提文学写作了。对语言刻意卖弄的风气已经形成:巧言文学。
  本来文学的特性是语言化的艺术,但将文学与语言的一体化关系分割开来,且弄得文学与语言本末倒置,语言便矫情、文学便巧言了。语言的过度化使用产生了语言的浮嚣现象:巧言文学,不是艺术感觉和语言一体化地进行文学想象,而是用语言去刻意雕琢感觉、堆积和装饰文学。但这种语言化感觉形成过度泛滥的倾向,以至于想要在文学中弄出点声响的人,几乎都趋于语言的时髦。于是我们看到的文学至少在语言上都时尚化了,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一样的语言腔调,你可以打开任何一本文学期刊,将其中的作者全部掉换名字,几乎不会发现有什么变化,能在这种换名游戏中被挑出来与别人不一致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一些本来具有文学感觉和语言创造能力的作家,也在这种风气中自我陶醉、自甘堕落地开始玩弄语言。
  当语言越来越庞大时,文学就越来越小了,语言的世界越来越大时,感觉的世界就越来越小了。红柯逃脱了语言过剩的控制,避免了语言的溢出,直截了当地进入语言的简洁和文学的简洁。语言过剩和溢出,使世界虚假、感觉模糊,在过多的语言装扮和修饰中,人们失去了真正的文学感觉,写作者和阅读者可能都不知道那些语言在叙述什么,也不想知道叙事在说什么,而只是在写语言和读语言,这些语言可能与文学的本质已没什么大的关系,反过来,倒是文学成为这些语言泛滥的伪装。刻意修饰、巧言雕琢的语言感觉,已经修改了人们对文学叙事的要求,而红柯为人们重新找回了对文学叙事的真正感觉,把人们对语言世界的感觉扳到一个新的方向。在红柯的湖水一样清澈透明、荡漾而凝聚的一个语言世界中,生命不再麻木,生命的感觉变得异常敏锐,那是一种在静止中如飞的感觉。因为一切外在的刺激和变化不再产生,一切都变得单一纯粹,要心灵和身体一起像沉入湖水一样静静地沉入纯净的感觉和体验。
  红柯的文学,使语言和生命一起反璞归真。这种语言与市场化年代的大多数文学语言相比,尤其是与巧言文学相比,它反而清水出芙蓉,不修饰不雕琢也不随意延伸、随意泛滥。红柯的语言有一种生命活力贯穿流荡其中,而这种语言的生命活力感,恰恰不来源于他对生命过于繁复杂多的语言感觉,而是来源于他对生命天真性的感觉和单纯性的迷恋。红柯的语言,不但不繁衍蔓生,而且压缩得很紧。像《西去的骑手》这样的作品,必定涉及到很多实际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但红柯一直坚持用很少的一段叙事把历史写得很透澈,把一种历史感觉或者一种生命感觉朦胧描述出来,用一、二句话把人物可能会说的很多话表达出来。无论繁复奢华的语言还是精致修饰的语言可能都很耐看,可能都会给人一种诗性的想象感觉,也可能很具有生活感和现实感。但若刻意为之,就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不具有生命的真实感和文学的真诚感,自然也就不具有文学的想象感、梦幻感和超现实性。
  语言一旦矫情,文学必然伪饰。巧言伪饰的文学会使你精心琢磨语言而忘记生命和生存,忘记文学本性和艺术精神,巧言伪饰的文学会让你觉得语言是一种语言游戏和感觉游戏,语言并没有构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语言中的东西只是语言,和你没有什么真实的生命联系。这种情形进一步发展,就可能使写作者用这种已经练就的语言方式、这种熟语,去随意或漫不经心地捏弄生活,去为其他一些追随者树立楷模,因为他们已是公认的语言的能工巧匠,而他们的确像熟练的工匠一样对待着文学。
  红柯天真单纯而富于梦幻感与想象感的语言化感觉,回归到文学的本来表达生命愿望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表演语言。红柯的作品使附着在文学表面的语言外衣剥离下来,将语言本性与文学本性结合起来,而不仅仅将语言本身就当作文学本身,这样,红柯作品的故事性就被其语言简约清晰的诗性流动感所替代。语言的独特,在于语言能创造和毁灭、表达和封闭一种意义和感受,文学语言创造和表达的是一个陌生化的审美意义和审美感受,文学语言创造和表达的世界不是被动观看的情景,而是一种主动的生命、主动的生存,它的诗性感受使你向往并渴望融入其中,但并不是让它在现实中加以实现,它只是被想象、被梦幻的,这就是文学的本性、语言的幻觉。红柯的语言恰巧是在有这种作用时显出其梦幻世界的特色,而巧言文学和巧作文学的失败在于:它们不能创造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审美世界和主动性的生命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