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湖湘文化散议
作者：林 之
另为解一疑团。湖南古代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并不算高，在《中国古代名人词典》中记载的1700多名鸦片战争以前的历代名人中，湖南只有23人。可鸦片战争之后，却人才辈出，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左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第一代有被标榜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和魏源、陶澍等著名思想家；第二代谭嗣同、黄兴、蔡锷、章士钊等人影响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第三代由于共产主义先进思想之武装，更是出现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胡耀邦、王震等政治军事大家和李达、杨昌济、徐特立、谢觉哉等哲学家和教育家。百余年来，众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集中出现在同一个省份，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过去读书时看到一些观点：有人说，因为元明时客家人大量迁入，改变了民族结构，提高了人口素质所致；有人说因康雍年间湖南建省，南闱新开，使湖南读书人免涉万水千山赶考之苦，为湖南举子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也有人从新旧学派的斗争中探讨原因。我感到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同时又觉得没有讲到根本上，没有发掘出导致人才辈出最深远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此次湖南之行，参观了南岳衡山和岳麓书院，特别是与几位朋友交谈，又读了几本探讨湖湘文化的书籍，眼前似乎有了一丝亮点。百余年来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似乎在于湖南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我无意考证湖湘文化的来龙去脉，却想概括湖湘文化对人才成长的几个优点，以增长见识。初步看来，湖湘文化有几个区别于其他文化或者比其他文化更为浓烈的特点和优点：
第一，主张树立经国济世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情怀。湖南人之关心国家大事，而且每遇大事壮怀激烈的情绪，似乎为全国之冠。在湘期间，一位朋友自嘲：“湖南人都关心国家大事去了，所以湖南自己的事老办不好。”虽不尽准确，却道出了湖南人的爱国精神。陈独秀1920年前后曾写出过一篇赞扬湖南人精神的文章，其中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亡之，除非湖南人死尽。”“除非湖南人死尽”这句话，原是湖南人中一位既参加过公车上书，又拥戴袁世凯称帝，晚年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复杂人物杨度所言。陈独秀并不喜欢杨度，却不因人废言，认为这句话的确概括了湖南人壮怀激烈的爱国热情。左宗棠年近古稀，率军入新疆；青年毛津东站在橘子洲头高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都是这种抱负和情怀的体现。范仲淹是江苏无锡人，却为湖南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也概括了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湖南人的这种爱国情怀和远大抱负，是湖湘文化的灵魂。
第二，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不尚空谈的务实作用。这一条，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最为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使其区别于关中学派的繁琐考证，也区别于江浙文化重商重娱的特色。我以为，这正是湖湘学派经过长期积累，一旦爆发便星火燎原、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湖湘学派主张：“始于修身，终身济世”，反对虚浮之风，提倡务实践履，主张身体力行。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思想理解为毛主席《实践论》光辉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之一。
岳麓书院18条学规中，第13条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第14条规定“参读古文诗赋。”把时务物理（即实用之学）放在古文诗赋之前，实在是有别于全国其他一切学派的高明之处。读书为了什么？为了学以致用。这是古人千年之训。但把这个思想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湖湘学派。在岳麓书院正厅的一块匾上，刻着张轼大师为书院写的宗旨，他将学习读书的目的规定为：“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我理解，这既是湖南人忧国忧民爱国精神的体现，更是一种学以致用务实学风的准确表达，同时也是对“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在一定意义的修正。在岳麓书院安排的课程中，包括农经、军事等。因为要经国济世，因为要学以致用，所以，湖南比其他地方少了一些酸溜溜的纯文人，而多了不少经国救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第三，倡导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在经国济世价值观和学以致用学术观的指导下，湖南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奋斗精神也就显得格外突出。受湖湘文化影响颇深的青年毛泽东喊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乐于奋斗是湖湘学派重要的人文精神。湖南人能吃苦，全国闻名。湖南人主张“扎硬寨”、“打死仗”、“打脱牙和血吞”；蔡锷为了捍卫共和，可以率领人数只有两千且子弹不足的云南兵去抗击十万袁军；毛主席在井冈山只有几百人枪，被蒋介石称为“土匪”的情况下，立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壮志并被实践所证明；在上有飞机，下有追兵，被蒋军围追堵截，数次面临绝境的时候，毛主席率领的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堪为顽强奋斗精神之最佳楷模。在远离人间烦杂的南岳衡山一座道观上有一副对联主张：“但道半途需努力，欲登绝顶莫辞劳”，表达了同样的思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人才成就事业的必备条件。
第四，注重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道德观，主张严守中国士大夫的操守。岳麓书院学规规定：“外事毫不可干”。所谓外事，无非指不义之财、青楼女子和其他不正当的事情。在书院的正厅大墙上，至今铭刻着两次来书院讲学的朱熹大师亲笔撰写的“礼义廉耻”四个大字。遵守士大夫的操守，坚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为官者必然是清正廉洁、勤政为民、造福一方的清官；为师者必然是能为年轻人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会因材施教的好教师。在党中央倡导“以德治国”的历史时期，湖湘文化的这一特点，给我们颇多启迪。
前几年，长沙市有关部门征集评选能概括湖南人精神的格言，得票最多的是两种表述：一为“诚实为人，踏实做事，辣椒脾气，骡子精神”；二为“为国分扰，敢为人先”。考虑到第二种表述更雅一些，听说定了这一条。我本人也觉得这两句与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相一致。特别值得一 是，岳麓书院学规第18条规定：“疑误定要力争。”在旧教育中力主读圣贤书、遵古人训、守祖宗成法的八股时代，这一教育思想无疑是先进的，必定有益于培养勇于探讨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
湖湘文化既然有如此多的优点，为何历史上人才不多或者不及百余来年影响巨大呢？其中的转折点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镇压进步的太平天国起义的事件。参加湘军使世代农耕的湖南农民获得了两样东西：一是思想上的转变。人们发现，读过书的，有学问的，便升官了，发财了，成为朝廷经制命官了；而不识字的农民要么战死了，要么遣散了，读书的现实好处为人们认识了，接受了。二是物质上的获取。湘军每攻下一座城池，每打一个胜仗，大量的金银珠宝成船运往三湘四水。人们用这些钱办三件事：修祠堂、开书局、办学堂。修祠堂是为了求得祖先的佑护；开书局使文化典籍得以传播；而办学校则更是功德无量，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使湖湘文化发扬光大，开湖南一代新风。
写出这一分析，我心中特别不是滋味。但历史现象有时确是这样的滑稽而又无理。青年毛泽东曾对人写信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在毛主席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评价是：“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毛主席后面这个评价，用的是唯物主义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开创湖南一代新风，形成人才辈出局面的原因，是浓厚的湖湘文化积淀特别是其中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客观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并非曾国藩在其他“中兴名臣”的刻意之举。曾国藩作为地主阶级很厉害的代表人物，以及他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
岳麓书院大厅刻一名联：“是非审之于己，毁益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火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山湘水斯文定有悠归。”上联容儒释道之综义，概括人生哲理；下联讲出人生三大任务。在我读过的为数不多的古文典籍中，用“酬君亲恩，立民物命，传圣贤道”如此精辟的语言概括人生三大使命，尚属首次。湖湘文化，兼容包蓄，注重实用，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经国之才，于是才有了湖湘学派大师王运先生颇夸海口的名言：“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