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把自己诉成被告
作者：陈 冲
我要说到的这场官司，就有过管辖权争议。这场官司，用正式的说法，叫“余秋雨诉古远清名誉侵权案”。余秋雨是向上海的法院起诉的，该院受理了，而古远清则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这个官司究竟该在哪儿打，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我也弄不明白。就余秋雨一方来说，既然要打官司，维护自己被侵害了的名誉，自然想赢；既然官司在哪儿打有可能结果不一样，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打，既符合逻辑，也合乎情理。
但是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逻辑前提，就是按余秋雨自己的说法，他打这场官司的目的，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只是一方面，同时，或许还是更有重要意义的，是他要以此为中国的作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树立一个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权利的样板。中国的文化界始终没有法治意识，没有法治意识其实也就没有人权意识。我要为中国建立一个法治意识。这一类的意思的不同(或大同小异的)说法，多家媒体多次报道过。这在逻辑上可就是一招险棋了。因为一旦官司没打赢，莫说打输了，就是打成个大体平手，例如以达成调解协议了结，中国的法治就没有希望了，中国作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就更没有指望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担心。人家敢说这个话，想必有人家的把握，例如有报道说，人家自称有百分之三百的把握打赢官司。从逻辑上说，这话可信。没有这个把握，怎么敢自告奋勇当样板?这就让人比较地放心了。不过，同样地从逻辑上讲，这里也有一点小破绽：既然这么有把握，既然想做一个样子给天下人看，为什么不按常规，到古远清的居住地去打这场官司?那不是更能显出“有理走遍天下”的意思，做成一块更过得硬的样板?
话说回来，成为这样的样板，对余秋雨确实要求过高了。别人的法治意识不强，余秋雨也不是天界下凡的神仙，他也得一点点地学习。比如，据报载，他就向记者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能把诽谤者送上法庭，我觉得很高兴。从法治——其实只须从法律——的意义上讲，结案之前就认定对方是诽谤者，早了。而在诉讼)尤其是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双方是完全平等的。你先得自己选择上法庭，然后才是别人上法庭。这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从逻辑上说，余秋雨一边学习基本法律知识，一边自告奋勇当法治样板，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那不对的地方，并不能因为有志于当样板就变成对的了。前些年我当过一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人欠欠人，把债务人“送”上法庭，被债权人“送”上法庭，都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的体验是，当原告和当被告一样让人心烦。我的实际经验是：官司打下来，当原告不一定就赢，当被告也不一定准输。
不过还得承认，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里，当被告终归不好，起码不如当原告“硬气”。当被告意味着(至少可能是)“有事儿”，当原告就是要追究那“事儿”。这就是本文标题点出的意思。“余古官司”迄今没有结案，进展如何，媒体也鲜有消息。从逻辑上说，就是那官司正打着。打着打着，打出了一桩蹊跷事儿——把人家余秋雨说成了被告。这当然是误传或误报。思维游戏虽然不涉及事实，但这个事实太直白了。官司是因余秋雨起诉开始的，他当然是原告。
那么，这种误传或误报能不能从逻辑上找到一点解释呢?可以一试。余秋雨诉古远情侵害名誉，指控的是古在一些文章中说余“文革”期间从事过与“大批判写作组”有关的写作。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现在就是余要在法庭上充当这个“辩之者”。逻辑很简单：如果古说的那些事“基本属实”，“有”就成立，“侵害名誉”就不成立。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余就得在法庭上用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做过那些事，写过那些文章，或那些文章是谁谁写的，不是余某人写的。或许还得举证证明“石一歌”跟“大批判写作组”没关系，是个学术研究团体，或余某人跟“石一歌”没关系，是第十二个。就是说，这官司无论在哪儿打，基本说不着古的“事儿”，焦点是说余的“事儿”。这就是有人把余误解为被告的原因，也可以说，虽然余是起诉一方，却把自己诉成了被告。
“事儿”的真相究竟如何，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按法律界的意思，在法庭上说“事儿”，不能光凭一张嘴，得拿证据说话。余要证明那些事儿的“无”固然不易，古要证明那些事儿的“有”怕也很难。以我的猜测，余敢打这个官司，没准儿就有这样一种估计：那些事儿即便“有”，能证明其“有”的证据，都属于机密，是不会公开的，是被体制严加保护的。我自己当年被“打”成极右分子，那被打“成”的原委，至今都弄不明白。体制需要保护那些“打”手，所以能给你“改正”，但不能还你一个明白。不过这里也有不可比处，那就是我的事儿太小，而余秋雨的事儿太大。况且他的名气也大，所谓树大招风，引人注目，就容易弄出些意外的事情来。有一条生活的逻辑，叫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蛛丝马迹，草灰蛇线，除了那些已被归档的机密，说不定还有什么渣儿沫儿被偶然遗漏在“外面”。这就要看余秋雨的运气了。但无论如何，这个概率不是零，这大概是他事先没有充分想到、算计到的。
沿着这个逻辑往下推，就显出了这场官司的真正的意义。从逻辑上讲，余秋雨说他是要树立一个法治样板，就变得可疑起来，更何况之前已经有过成十上百件“笔墨官司”，作家的维护意识虽然还不够，但显然已轮不到余秋雨来启蒙了。这个说法既被挤出逻辑链条之外，便被另一种意义所取代，那就是：余秋雨打这场官司，是想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制止人们对一种“往事”的追问，这种往事带有政治色彩，受到体制的保护(其实是只保护它的“政治”方面)，但又不是“政治问题”，通常被称为“一般问题”。它可能涉及当事者的人品，也关乎一段历史的原貌。如果是事涉普通人，自己闭门思过应该提倡，他人公开追究似有不妥。如果是公众人物如余秋雨，有人愿意从中搞一点研究，做一点文章，我以为应该允许，我个人甚至认为应该鼓励。
写这篇文章当中，在网上逛了一逛，发现一条最新消息：余秋雨出任评选“江南丽人”的评委，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归纳出“江南丽人”有别于他方美女的一些特点。不知是不是有人在“搞笑”。若属实，从逻辑上说，这证明他的名誉并未受损。倘要更精确，则可以表述为：喜欢他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他的人仍然不喜欢。至于是不是后一类人多了，或更不喜欢了，属于须经调查才能确认的“事实”，不属于思维游戏的内容。2003．４．２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