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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同的判断和余秋雨的歧路
作者：邵 纯
清末的陈季同(1851—1905)是先于辜鸿铭、林语堂向外国介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学者。他在欧洲生活了20年，为了纠正洋人对中国的许多误解，用法文写了《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两本书，以正视听。洋人对中国的误解从何而来?陈季同认为来自一些极不真实的“游行笔记”。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旅行笔记更为不完备和不可靠了：对旅行者来说，第一个遇到的傻瓜往往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众生相。一个失去了地位的流浪者的一番话，很可能被当作宝贵资料……旅行的目的就是出书，只求弄出300页的印刷品，管它真实不真实!相反，为了书好卖，其中还必须掺合些调味的佐料，诸如奇闻、恐怖、社会罪恶、恶意的诽谤或令人作呕的细节等等。”他还说：“通过想象和推测来歪曲事实的行径，应被视为非法。”陈季同这些判断写于1888年，一百多年后，余秋雨的《千年一叹》这本旅行笔记，给陈季同的判断作了一个可悲的证明。
旅行笔记，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千年一叹》的可信度是大可怀疑的。从1999年9月29日到12月31日的3个月间，余秋雨旋风般地游历了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伯尔等10个国家。匆忙的旅行结束了，他的101篇、35万字的旅行笔记《千年一叹》也同时写完，随即出版了。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如此走马观花地游览了10个国家，就大谈这10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并上升到文化的层面说三道四，如果不出错儿，真神人是也。遗憾的是余秋雨千年一叹，而知情的读者，用不了半小时就得叹一次，因为错误太多了。要澄清余秋雨弄出的笑话，还得写一本书。比如，余秋雨写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一小部分，乱说一通的错误至少有十处。其中有一篇“甘地遗言”，收入了他的5本集子，可见是其特别得意之作。而恰恰是这篇文章大错特错，以致严重地歪曲印度历史、印度教和甘地这位世界名人。《晨雨初听》是专给青少年看的，也收有“甘地遗言”，为了对孩子们负责，我要对他们说：“别上当!”且看如下事实。
余秋雨在“甘地遗言”这篇短文中说——
……墓首有几个不锈钢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记得前些天我在介绍印度宗教的恩怨时曾经写过，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余秋雨把印度人说的“罗摩”和中国人说的“天哪”等同起来之后，就随心所欲地用“天哪”取代“罗摩”，大加发挥了一通，他写道——
如果今天墓园里人头济济，拥挤热闹，在无数双脚的下方，甘地幽默地哼一声：“哦，天哪!”
如果明天墓园里人迹全无，叶落花谢，甘地又会寂寞地叹一声：“哦，天哪!”
如果印度发达了，车水马龙，喇叭如潮，一向警惕现代文明的甘地一定会喊：“哦，天哪!”
如果印度邪门了，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神人共愤，一向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甘地更会绝望地呼叫：“哦，天哪!”
甘地一直认为人口问题是印度的第一灾难，说过：“我们只是在生育奴隶和病夫”的至理名言，现在，他从墓园向外张望，只需看到一小角，就足以让他惊叫一声：“哦，天哪!”
离开甘地墓后，我心中一直回荡着甘地的声音，那么，还是让我们用印地语来发音吧——嗨，罗摩!”
余秋雨把印度人说的“罗摩”和中国人所说的“天哪”，完全等同起来，认为只是发音不同，而且可以交换使用，这不仅在语言上是无知妄说，也严重地歪曲了甘地的信念，歪曲了甘地遇刺身亡那段悲壮的历史。
中国人说的“天哪”只是个感叹，是个口头语。有时候遇到喜出望外的好事，人们会惊喜地叫一声“天哪”，但多数情况下，是人们遭到不幸时所发出的无告的哀叹，弱者尤其如此，这是个常识。印度宗教的“罗摩”与中国世俗的“天哪”完全不同，更不可互换使用。
“罗摩”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罗摩”是个专有名词，罗摩就是罗摩，正如耶稣就是耶稣一样，无论在发音上还是在内涵上都是无可取代的。再具体些说，印度教有三个“罗摩”，一是“持斧罗摩”，二是用犁做武器的“大力罗摩”，三是古印度叙事长诗《罗摩衍那》中的罗摩。这个罗摩是印度多数人英雄崇拜的对象，也是甘地信仰的罗摩。
印度至今每年都过盛大的“罗摩诞辰节”，难道也可以称其为“天哪诞辰节”吗?
印度至今每年都过“胜利节”(又名“德喜合拉节”)，是庆祝罗摩战胜敌人的节日，难道也可以称为“天哪胜利节”吗?
《罗摩剧》是印度最著名的历史剧，难道可以称为“天哪剧”吗?
如果把“罗摩”的名字抹掉，印度漫长的历史就会出现无数大空白，这怎么能和中国人说一声“天哪”等同呢?甘地在印度被称为国父，在他的陵园树立起“嗨，罗摩”的字样，是印度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决不是发出了“天哪”的哀叹。
再说甘地在遇刺后为什么会发出“罗摩”的声音?甘地信仰印度教，他的特别伟大之处在于不排斥其它宗派信仰。年轻的甘心在英国留学时接触并研究过基督教，他说的“罗摩”兼有“上帝”即仁爱的意思，这种爱，在甘地的信念中包含着以仁爱对待敌人的观念。当印巴分治的时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相互仇杀，甘地极力主张双方和解，因此被印度教的极端分子戈德森刺杀。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刺杀未遂的事件，因此甘地对遇刺是有思想准备的，遇刺后呼唤“罗摩”也是事先决定的。目前我国的甘地传记至少有8种版本，印度作家克里帕拉尼的《甘地》一书是公认的权威读本，且看此书对甘地遇刺的记述——
1月29日，是甘地一生最后一个夜晚。他对玛奴说：“如果我死于疾病，哪怕死于脓疮，你也应该向世人宣布我不是名符其实的圣雄。哪怕人们因此而诅咒你，你也要这样做。只有这样，我的心灵无论在何处都能得到安宁。但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向我开枪，就象前些天有人试图炸死我那样，子弹击中我赤裸的胸膛，而我毫不呻吟，口中呼唤着上帝的名字死去，那样你才能向世人说，我是一位真正的圣雄，这样将会有利于印度人民(《甘地》第238页。玛奴是甘地的孙女)。
几小时后，甘地真的遇刺了，《甘地》一书写道——
圣雄徐徐倒在地上，从他口中发出的唯一声音则是“罗摩”，这是他呼唤上帝时最喜欢用的名字……他一直希望毫无呻吟地死去，同时口中不断地呼唤着上帝的名字。他发誓要死而后已。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这些记述说明，在甘地看来面对死亡毫不呻吟，才能成为真正的圣雄。甘地遇刺后发出“罗摩”的声音，是兑现自己几小时前对玛奴说过的话，是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圣雄”应有的精神。这是一个心灵无比强大的人，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与镇定，与某些中国人遇到灾难时发出一声“天哪”的呻吟，岂不是恰恰相反的意思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甘地说他这样做“有利于印度人民”，也就是说由他做出榜样，印巴之间不要仇杀，要友爱，因此甘地遇刺后发出的“罗摩”之音，明显地包含着以友爱解决矛盾的意思。
美国人依斯沃兰出生在印度，是甘地的信徒和友人，他在《圣雄甘地》一书第76页，对甘地之死做了如下的记述和解说——
他倒地时嘴里只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唇的罗摩，罗摩，罗摩，为凶手祈祷着：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你瘦小的人身上蕴藏爱意伟大如斯!
依斯沃兰把甘地遇刺后呼唤“罗摩”，解释为爱、宽恕和祝福，完全符合甘地一生的信念和实践，这和某些中国人可怜兮兮地叫一声“天哪”，是不同精神境界的两极，怎么可以等同起来呢?
甘地誉满全球。泰戈尔称他为“圣雄”，即“伟大的灵魂”；美国的马歇尔将军称甘地为’人类良知的发言人”；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甘地是代表印度人民的”……这样一位极富理想、信念和成就，并且百折不挠的世界名人，在余秋雨的笔下变成了一个见到外界各种变化，只会说一声“天哪”的无奈者，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甘地。真是无独有偶。余秋雨不了解马寅初而乱说一通马寅初，不了解甘地又乱说了一通甘地。结果弄出了笑话式的错误。至于余秋雨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喜欢暴力”，更是举世无双的奇谈怪论。
歪曲了甘地，并非是《千年一叹》中唯一的错误。下面再举两个例子。
在“玄奘与法显”一文中，余秋雨写道：
……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六十七岁!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
余秋雨把法显的去印度的年龄说成是六十七岁到七十九岁之后，又搞了一次“余式抒情”，他说：
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说明一种信仰会产生多大的生命能量。
余秋雨善于抒情，但如果把史实弄错，愈抒情就愈歪曲了历史，知情者愈无法接受。法显和尚是67岁“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印度求经的吗?季羡林先生是研究中印关系史的大师，他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指出法显生于公元342年，他在399年(晋安帝隆安三年)动身到印度求经，当时的年龄是57岁，这与法显自己在《佛国记》中说的年代相同。余秋雨把57岁猛增到67岁，然后说这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这又是在弄错史实的情况下胡乱抒情。再者，玄奘是如余秋雨所说“三十岁”去印度的吗?玄奘生于公元600年或602年，动身去印度是627年，即27岁或25岁，30岁之说何以成立?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是必须准确的，弄不清时只好存疑。否则的话，与此人物同步发生的历史背景必定错位，一切都会乱套了。比如余秋雨生于1946年，如果说成1945年，虽然只有一年之差，却有抗日战争还在进行和已经结束之别，这难道不与余秋雨的历史密切相关吗?
在“面对犍陀罗”这一篇中，余秋雨的无知妄说再创新高，却又以传道解惑的姿态出现了。古代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只活了33岁的战争狂人，在侵略他国时烧杀掳夺无所不为。而余秋雨却说亚历山大的侵略战争是“以军事方式把希腊文明向东方注射”，如何“注谢”呢?就是占有被侵略国家的妇女!余秋雨说：
他攻占波斯后曾亲自带头与大流士三世的女儿结婚，与他同日结婚的马其顿军官和波斯女子多达一万对。
好家伙，两千多年前，在战争状态下，一万个马其顿军官和一万个波斯妇女同一天结婚!这是荒唐的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一天之内如何配对?是自愿还是强迫?语言不通怎么办?新婚之夜是露天入睡还是有一万间洞房?是自己烧饭还是集体绝食……余秋雨把这个荒唐的传说上升为“亚历山大以人种留驻作为文明留驻的前提”，岂不又是乱说一通?据比较可靠的资料记载“亚历山大命其80名重臣大将同时各娶一名波斯贵族之女为妻”(见纽约时代公司出版的《古代希腊》第160页)。80对男女同时结婚或许是可能的，两万男女同一天结婚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也是不可想象的，这难道不用思考吗?这类例子在余秋雨的大作中很多，你能怪人家批评吗?
中国文坛上的名人很多，余秋雨受到的批评最多，时间最长。何以如此?我只说其中的一个原因——暴得大名之后，余秋雨热昏了头。在知识积累已基本用光的情况下，他误以为自己可以点石成金，结果必然错误百出。我奉劝余君多读点书，且要认真。少一点浮华，少一点自恋，少一点俗气。圣人也难免出错，但切不可文过饰非。有错认错，一了百了；有错不认，没完没了。这点道理很简单，余秋雨至今未懂，只好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