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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人”悖论及其异化根源
作者：陈 思
以传统方法分析过氏《鸟人》有着相当难度。过士行的剧作中充满了寓言性，不能简单地将他剧作中的人物当作现实人物。我们在分析过氏剧作的时候不能简单地采用性格分析、人物矛盾分析。过氏曾说：“关于我的戏，一直有人用三一律的结构方式来衡量，也有人用人物性格说或是人物冲突说来要求，我想我的戏不是那样的戏，好比机械表和电子表的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人物由于是寓言化的人物，更不可能完全写实，性格并不重要，甚至被抽离，只有他们的行为才具有意义。有的题材不适于用传统的结构方式，尽管那种方式有很多优点，要深入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我们需要不断地发现和寻找新的结构方式。这是一件艰苦而又富于挑战的事情。”传统分析方法搁浅，在没有找到合适的结构分析法前，让我们从最细节的地方摸索起，进行局部的细读分析。
文本分析：遍布剧中的悖论困境
作为一个优秀剧作家，过士行常常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纳入自己的创作当中。当他的目光超越了简单的正邪对立的道德判断，超越了是非、善恶的二元对立观，过士行对人的生存困境就有了新发现——悖论。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看到的，在《鸟人》一剧当中，存在着很多悖论。过士行是一个设置悖论的行家，在他的《鱼人》、《棋人》、《鸟人》“闲人三步曲”当中有的是悖论。过士行说：“我们都喜爱叶廷芳先生译的《迪伦马特喜剧选》，我最喜欢《罗慕禄斯大帝》和《天使来到巴比伦》。悖论是迪伦马特戏剧中的瑰宝，他的嘲弄逻辑、反讽历史的奇想无不来源于此。……悖论并非故弄玄虚，悖论无处不在，只是人们不具有这样的眼光。” 在闲人三步曲里面，原本可有可无的爱好，变成了“闲人”们赖以生存的依靠。人为爱好所左右、成为爱好牺牲品这样的悖论比比皆是。在《鱼人》里钓神和老于头最终都为大青鱼牺牲了生命，而《棋人》里的司炎爱棋如命，终于因棋而死。这些人为物而殁，在悖论的生存困境中打上生命的死结。
当然，悖论在《鸟人》当中最为集中、显要。几乎每个出场人物身上都有明显迹象，悖论困境像是巨大的罗网，紧紧笼罩在人类头顶。
“鸟人领袖”三爷，是一个热爱京剧的退休花脸演员。正如丁保罗所分析的：“总是生活在过去，冬天的时候留恋秋天，用一种凄凉的感觉折磨自己。明明京剧已经没有人要听了，可你就是像红子一样的有节气，偏偏坚持自己的那一套。……你一直演得很好，不知哪天演砸了，也就是像点颏一样叫了两声蛤蟆，变得一个子儿也不值，追求失败了，戏也演不好了，你就开始养鸟，固执地回味过去，回忆秋天的伏天儿，联想自己的处境，那么悲凉……你不愿进剧场，你觉得别人唱得都不好，都是错，但你自己又没有能力证明自己的实力，你就玩鸟。实际上你是在玩自己。……你驯鸟，是因为没有可以继承的人，一旦发现这样的人，你会拿出你驯鸟的精神去驯他，使你的梦想得以延续。”
众“鸟人”，也同样生活在悖论中，他们表面上活得悠闲，其实全在一个“鸟”字下疲于奔命。尽管在开头，胖子在和孙经理的对话中将养鸟的爱好概括为“修身养性”：
孙经理：我还以为咱们得干一架呢，没想到您真有涵养。
胖子：顶属养鸟的人有涵养，提鸟笼子的没有打架的，为嘛？怕把鸟儿吓着。一个鸟笼子好几百，不躲着点儿行吗？
孙经理：养鸟儿真能养性吗？
胖子：不信你就试试，先买只好养的，爱叫的……
孙经理：我从来没养过，不会，又没工夫遛鸟。
最后孙经理养的玉鸟引得百灵张肝火大盛，竟然摔死自己的百灵，同时本人一口气上不来也就此气死。这可以说是集鸟友悖论之大成者，用以修身养性的爱好竟然反过来夺取了养鸟人的生命。
陈博士，是一名负责保护野生鸟类的中国鸟类学家。他不养鸟，对鸟人们的行为表示鄙视、反感，但同时又拿着笔记本，企图从鸟人处得到野生鸟类的知识。作为一名鸟类学家，他处处诘难鸟人，认为他们在虐待鸟儿、残害鸟儿，当褐马鸡丢失之后他作为保护者的姿态出现，甚至还“忍辱负重”地加入到精神康复中心。但是悖论在他身上体现得同样明显：
黄毛：你给我作证，我给你的时候可是活得好好的。
陈博士：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不能让这只褐马鸡走私出境。它必须永久地留在我们的国土上。我要告诉后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曾经有这样一种美丽的生命！
……（将褐马鸡做成标本后）
陈博士：我决定让褐马鸡永久地留在这里，供鸟类学者和鸟人们欣赏。
在名为保护动物的幌子下，陈博士杀死了最后一只褐马鸡，他的举动直接促成了该物种的灭绝。正如丁保罗所说的，“世界上所有的鸟死光了，鸟类学家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更加受到重视，就像古生物灭绝了，可古生物研究所却繁荣了。”
查理先生，是国际鸟类保护组织观察员，在译员罗漫的陪同下对鸟类状况进行调查。他不厌其烦地问鸟人们为何要将鸟儿“拴起来”、“它会不会吊死？”这些非常“人道”的问题。但同样处于悖论当中的，是当孙经理的玉鸟被百灵张摔死时他将鸟尸拣起说：“玉鸟，这不属于野生鸟类资源，因而不是国际鸟类保护组织的保护对象。”然后拣起百灵尸体，说：“百灵鸟。罗漫小姐，你可以为我作证，贵国对野生鸟类百灵鸟、沼泽山雀资源任意浪费，把它们随意处死的事时有发生。”冷漠地对待人和其他动物、神经质地敏感对待保护对象，这样的悖论，被过士行发掘出来了。
丁保罗是一名精神病专家，他认为所有人都有心理症，必须要通过心理分析进行治疗。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一行就是无法对自己进行分析”，他总是认为陈博士有窥阴癖，却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窥阴癖也相当严重，对他人的隐私总有着强烈的窥探欲望。
三爷：三岁看大。尔成人之后果然如此不中用。我来问你，可有专在玻璃电梯之下看穿裙女子之好？
丁保罗：（旁白）他怎么知道？
……
三爷：可有当芭蕾舞乐队指挥之念？
丁保罗：有啊，神啦！
……
三爷：可曾看过此人洗澡？
丁保罗：看过，他怎么知道？
三爷：大胆窥阴癖！为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过士行在他身上又一次实践着对知识分子的解构，在丁保罗身上分离出了悖论的部分——既是医师，反过来却又是精神病患者。他和鸟人们的位置在最后一幕进行了大颠倒，丁保罗变成了被分析的对象。
文本背后：悖论困境的异化根源
只有在掠过山脊之后，才能尽览地平线上的美景。但过士行成功地在剧中筑起一圈悖论的高崖，让人高山仰止；惟有视角超越峰峦，才能看到“悖论”背后的深意。
统摄全剧的最大玩主就是鸟，无论是各色百灵还是最后被做成标本的褐马鸡，都控制着人。全剧悖论处处，集合成一个人与物关系的核心：一方面人驾驭物，物原本就为人所用、受人支配；另一方面人却被物所控制、被囚禁在物的牢笼之中，人在使用物的时候不知不觉被物所改变，成为物的奴仆。人与物，在以各自为主子的关系网中将对方指涉为物、指涉为奴仆，将自身指涉为自足、自为、有独立意志的实体。任一关系的存在，都是以另一关系的牺牲、消亡为前提的。但是在《鸟人》当中，这两种逻辑上截然对立的关系竟然在现实中和谐共处，形成着紧张对峙、却又互相黏连的张力关系。
过士行观察到了这种人与物的紧张关系，并将它演化成《鸟人》中的处处悖论。在剧中，每个出场人物都有自己的“鸟”，陈博士的褐马鸡、丁保罗的病人隐私、三爷的京剧，这些“鸟”其实并不想飞走，因为它们正处在某种控制者的角色当中。在表演时导演对结尾做了点题式的改动：孙经理打开鸟笼放生玉鸟，但奇怪的是玉鸟根本没走，它们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笼子里。
这完全可以外化到全体人类的生存状况。
世界上的人为物欲所困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物化为鸟，但是一不留神它就飞了。每个人企图永远关紧自己的鸟，为它神魂颠倒、耗尽一生。鸟，就是人心中物欲的象征。人养鸟，把它用笼子关起来，却不知道它并不一定愿意飞走。鸟非在笼中，君乃在笼中耳！追求物欲，造成人对自身真实需求的扭曲，以物的需求为自己的需求，产生需求的异化、个体的异化。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产生悖论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就是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并且支配自己的东西，自我变成了非我。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更深入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物化。他的贡献在于将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并且深刻地指出这种“物化”正在内化，从而成为“物化意识”--这是对异化更深层的揭示。
法兰克福学派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解读方面都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可是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突出的证明了他的预见了，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为他自已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跳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从自已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
他们以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通过对异化力量的彻底批判，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今天，异化现象更加突出，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命运，20世纪的现代人开始生活于普遍异化的世界之中。与过去不同，在20世纪，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已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
这一异化模式就是，鸟人们一旦从事了对“鸟”（各人有各人的“鸟”）的爱好，就进入了疯狂的境界，从而变成了异化的主体。“爱好”离开主体而存在，成为与主体并存、与主体对立、进而控制主体的另一自在的存在。
鸟人们在做心理分析的时候，一旦鸟笼离手就心神不宁，为鸟添水后方能进入平静，正好印证了胖子的那句“要是不让他整天举着，那他怎么生活”。不仅如此，百灵张甚至与鸟偕亡，个体力量的分离及其对主体本真的对抗、控制达到了顶峰，鸟人的异化也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最可能是“正常人”的丁保罗也被审了个底儿掉，精神分析医师也免不了心理症，对他人隐私的窥探成为他异化的表征。在最后一个“正常人”也被证实了异化以后，全剧达到高潮后的涨停，在孙经理的困惑口吻中从容谢幕。
小结：以禅机破解异化的现实
《鸟人》中的登场人物一旦陷入自己的爱好当中，就为物所役使，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异化了的主体被它的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存在一个向度。”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这种“从心所欲”的生活状态，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真正人的认识，那就是光辉的两个字--自由。不过，过士行并没有把解决异化的途径引导到这条道路上来。他点到辄止，一方面对观众当头棒喝，另一方面却吞吞吐吐，以禅机谢幕。
过士行显然已经注意到了现代人在异化困境中的病痛，他注意到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在全球化、社会转型当中面临资本、物质挤压，面临阶级分化时的生存状况。因此他的《鸟人》一剧带有浓厚的寓言色彩，呼唤着对异化现象的重视，企图以艺术披荆斩棘，破开异化现实，帮助人们抵御外物的挤压。
但是，过士行的戏剧仅仅停留在对悖论、异化的描述上，并没有提出实际的解除病痛的设想。过士行在自己的剧中并不表露意见，只是客观描述现象、行为而已。于是《鸟人》式的结尾，在闲人三步曲中成为定式，将过士行的脚步囿在禅宗棒喝的范围之内。这固然有些须遗憾，但作为剧作家而非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不能过高要求过士行跨越自己的职责，而他的写作取向、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察，已经给当代话剧创作提供了很有益的思路。《鸟人》的成功，已经说明了过氏在当代戏剧的领先地位。同时，也一定会给当前的文学创作带来别致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