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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口号”和“四条汉子”
作者：何满子
“两个口号”的孰是孰非，哪个更能保证贯彻文学的历史使命，本来是一目了然的。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申述了对“两个口号”的意见后，又有一篇感慨深沉的小杂感《半夏小集》，其中一则道：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读了这段话，鲁迅为什么不满于“指导家”们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而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道理就完全明白了。
鲁迅所提的口号的主语是“大众文学”。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任务是“为人生”，鲁迅则进一步将文学的任务落实为改变处于奴隶地位的中国人的命运，将中国变成“人国”。鲁迅的“平民情结”使他在任何时候都绝不忘怀文学的历史使命乃在于，唤醒和激使人民奋起挣脱物质的和精神的奴隶的枷锁。外敌当前，“民族革命战争”只是面临的紧迫任务；而且它仍须唤起。做“异族的奴隶”和做“自己人的奴隶”的命运必须同时拒绝。在这样的谋虑下，“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句词里去的不正确意见”(《答徐懋庸……》)，鲁迅才义不容辞地提出自己的口号。
“国防”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倾向性的含义，而在习惯上、观感上都和国家政权相联系。性质不同的国家政权都设置国防部，蒋介石政权可以驱使“国防”军队进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人民的屠杀。如所周知，当时“指导家”们所秉承的是王明路线，“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和后来抗战初期王明所主张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依顺国民党)的口号前后有着微妙的联系。即使不说这些，要以“国防”来函盖文学，也分明是挂一漏万捉襟见肘的。正如鲁迅所诘问的：“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
然而，“指导家”们是“拉大旗作虎皮”的，有“大旗”可恃，就无可理喻地自认为是天然“正确”的。他们指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标新立异”，是和“国防文学”对抗，犯了“破坏统一战线”罪。这些攻讦不仅诉之于徐懋庸给鲁迅的信，诉之于小报的嘁嘁喳喳，一段时期还鼓噪于文学集会。鲁迅曾在致友人的书中诉述：
……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时在开作家协会(按，指中国文艺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会上宣布我的罪状。(《鲁迅全集。书信。360504致王冶秋》)
这种加之于鲁迅的“组织压力”直到《答徐懋庸……》一文发表以后才渐渐停息，改成了在小报上嘤嘤嗡嗡，这在鲁迅的书信中都有记录。同时，宣扬“国防文学”的议论也渐次沉寂，迄至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也没有什么市场。以笔者的见闻，在1938年的延安，那时周扬已在延安，也没有听见文学界人再谈“国防文学”一说。可见鲁迅的威信和他的正言谠论毕竟比哪怕“拉大旗”的“指导家”更能取信于人。据各种记载，周扬到了延安以后，就“两个口号”的争论一事，曾向毛泽东汇报，听取评价，说是毛并未就孰是孰非表态，只说“这是革命阵营的内部论争”云云。此事在毛泽东本人的著作中无可证信，但从《新民主主义论》中大段对鲁迅的高价位肯定，结论为“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评语推断，毛泽东大概不至于归鲁迅为负方吧。
但，“国防文学”论者并不服输，始终自认为这口号是“正确”的。还特别衔恨于评论这一口号的《答徐懋庸……》一文中所揭出的“四条汉子”一事。鲁迅已死，即使活着也因毛泽东的肯定而不好说三道四，于是移怒于协助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冯雪峰、胡风等人。当一旦文学权力中心形成，有了“实际解决”的条件，先把胡风解决”掉后，便移怒于冯雪峰。移怒于冯雪峰则集中于如下几点：
一、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衔命到上海，不该先找党外人士的鲁迅，而竟不先找周起应等党员。——其实这种指责近于无理取闹，当时共产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早已断了联系，情况不明，照规矩，是必须了解清楚后方能联系的；而且，先找鲁迅，是冯离陕北时奉命如此，不是他自作主张。
二、不该和胡风一起蒙骗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和党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一“正确”口号对抗，破坏统一战线。——这正是当年“指导家”们的老调。事实上，正如鲁迅在《答徐懋庸……》一文中所指陈，这口号是鲁迅曾邀集包括茅盾在内的几个人经过商议提出的。
三、没有说出口的一条，也是最恼火的是，鲁迅在《徐懋庸……》文中，揭出“四条汉子”，使周起应等人声名狼藉，那才是怨毒最深的所在。
〈答徐懋庸……〉一文，鲁迅在病中请冯雪峰代笔，但核查原稿，恰好关于“四条汉子”这一大段，是鲁迅亲自执笔增入的。应该说，鲁迅下笔是很有分寸的，“四条汉子”只点出了周起应、田汉两人的名，另两人隐去而不点名，大有点“胁从不问”的况味。这使除了文学界的极小部分知情人之外，哪怕关心文学的人也长期不知道“四条汉子”的另两人是谁。以笔者说，读此文时就猜测那未点名的两位，历久未能猜准，直到1944年在重庆时，才从当事人之一的阳翰笙口中得知其实。至今还记得阳翰笙的原话：“那两个是我和夏公，鲁迅先生没有点我们的名，是我们两个比较老实。”事实上，鲁迅确对田汉和周起应更为反感，田汉化名攻击鲁迅曾引起鲁迅的斥责，周起应列“指导家”的首席，鲁迅在致友人的书简中称之为“工头”《鲁迅全集》中没有对华汉(阳翰笙)的批评；对夏衍，则因为其剧本《赛金花》被作为“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宣扬而进行过讽刺：“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的主题’(按，此语针对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一文所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文学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主题”而发)：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可能是这一讽刺深深地刺伤了夏衍，使他在“两个口号”的争论和“四条汉子”的问题上特别敏感，简直是反常态的过敏和难以理解的冲动。夏公本是十分旷达、十分理智的人，他人缘极好，爱人以德，文艺界有口皆碑。笔者虽与夏公接触不多，却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最窘困的处境中得过他的同情和帮助。他对鲁迅的尊重也见之于文字。令人不能相信的是，竟是他在1957年批判冯雪峰的大会上作了被当时称为“爆炸性的发言”。而且这怨毒入人之深，竟使他在“文革”中身受“四人帮”造反派迫害至残(造反英雄之颠覆文学权力中心人物恰恰拾取了鲁迅的“四条汉子”之说)后，仍念念不忘于心，以至在1978年4月北京大学等四座高校召开的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再评价的学术讨论上，态度仍如旧贯。据当时主持其事的袁良骏的记录：
夏衍同志发言火药味甚浓，说来说去是胡风串通冯雪峰蒙骗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分裂主义口号，否定了“国防文学”的正确口号，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袁良骏：《对不起李先生的一件往事》。载《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二期)
那么，夏衍直到晚年作《懒寻旧梦录》而对当年与鲁迅的这场交道之一点也不“懒寻”，就不是奇怪的事了。
但对夏公尊重鲁迅的批评这一点我是十分佩服的。1942－1943年我在湘桂时期，曾和几个演剧队过从甚密，那时四队、七队和九队计议演一批近代历史剧，七队演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四队计划演夏衍的《自由魂》(即《秋瑾传》)我向演剧九队的队长吕复建议，可演夏衍的《赛金花》。吕复连忙摇头，说前些年就曾打算排演此剧，但夏公不同意，才改演了《心防》。可知夏公是重视鲁迅对此剧的批评的。可他对“两个口号”之争和“四条汉子”一事竟如此偏执，“金无足赤”，信然。
2004年1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