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敦哥回乡

作者:阳 云




  敦哥何许人?乃一介文人王敦贤是也。在蜀国文坛,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只要熟悉,都很自然而亲切地叫着敦哥,敦哥也答应得爽快。
  敦哥生在黎明前的巴州城,学戏在大巴山中的南江,转而至达州进而成都,一路奔走,一路偷闲写作,官至省作协秘书长、副主席。一个山里娃能到今天这个台阶,也就算是极光彩的人了。稍稍会满足的人,一听到王主席、王主席的,难免会飘飘然——四川可是近亿人的大省呀!
  敦哥做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个名堂。九十年代初,他担纲主编“处女书系”,无偿为无名作者出第一本书,一出就是三十本,惠及全国各地三十位作家,在文坛传为佳话。
  做官不是敦哥的本心,但既然命运把敦哥推到省作协秘书长的位置上,他也就尽心尽力地去做了,特别是在文人集聚之地做这个内当家,大小事都要张罗到,且须令多数人满意,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不过在当官之余,敦哥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未能忘怀于文学创作。但文学是需要寂静的,纠缠在事务场中,想静下来颇难。我理解他的那种内心痛苦。几年前,在他的散文新著《蝉歌》的后记中,已看到了他在深刻反省自己,检讨自己:“理想和追求在世俗的灰尘里失落了,意气和才情在花红热闹中消磨了,笙歌觥筹之乐取代了勤思苦读之乐,夸夸其谈之乐取代了埋头笔耕之乐,在充满悖论的生活里,人格一天天分裂了,个性一天天丢失了。曾经的苦行僧呵,竟成了在文坛浮浪的混混儿”。这种痛苦的觉醒,促使他一直努力“为着心灵的需求”,“悔而不颓,重新上路”,循着认准了的路决然走去”,“在那条深爱过又游离过的寂路上,我将修复我的人格,还原我文学苦行僧的面目,还原我大巴山儿子的本来面目”。这是敦哥破茧前的誓言。
  很多次,在与我们畅谈中,谈到他今后的打算,表示一旦从事务中解脱出来时,定要回到大巴山,回到故乡巴中。从他的家书窥知,在上个世纪的1986年,当他陪北京、武汉、成都等地的客人来到南江桃园大山中,便预感到自己未来将回大巴山,终老在这片土地上。时间过了近二十年了,我们一直在想敦哥是否真的会回到大巴山来。人到了一个境地,要回到从前,是很难很难的。古人已经说过“来是空言去绝踪”,世上许多事仅仅是说说而已,不必太当真,我想敦哥也很难脱俗吧。成都毕竟有现在的家,即便他情真意切、归心似箭,千丝万楼的亲情,千种万种的牵绊,要脱得了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但敦哥真的回来了,当他从秘书长的位置上一离任,便匆匆地处理完一切事务,毅然回到大巴山来了,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山水之中。
  敦哥回乡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他是有备而来,是在内心酝酿千百次,梦想千百次的实打实的行动。他回乡不是来作客,当一回看客,他就是大巴山山民中的一员。他回来寻找的是与这块土地相依相偎的感觉,是一只蝶飞上花树,是一只鸟投奔森林,是一条鱼潜入江河。何处是故乡?心之所系,情之所牵,皆为故乡。从空间上,他要潜入大山的深处;从心理上,他要潜入山民的生活、山民的内心世界中。他要在连绵起伏的大山里,放飞自己的思想,把露珠一样晶莹透亮的灵魂安放在那些青枝绿叶上。
  他从巴中城出发,挎包里装着手电筒、录音机、书和厚厚的稿笺纸,精蹦精蹦地上路了,朝着更深更远的大山里前行,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我们不知他走了哪村哪寨,翻了几道梁,过了几道岭,涉过多少河,遇见了多少有意思的人。他每次从山里归来,总是给大伙儿泡上一杯自己采摘并参与制作的绿茶,然后绘色绘色地讲述那些感动着他的一个个乡村故事。
  有个叫娥儿的小姑娘,一声一声的王叔叔,纯朴如石,甘甜如菊,给他描述在城市中的打工生活,为他去挖野生的折耳根。当他行到一个山村,看见一树繁密的柿子,便问那家主人为什么还不采摘,主人平淡地回答说那是给雀子留的冬粮。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超然境界,让他久久不能忘怀。有时他也身体力行帮助乡民,或资助失学儿童,或介绍一两位村姑到城市里给人家做家务。他说要让这些孩子多见见世面。敦哥是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他常常对巴山老家的一山一水,一木一草、一物一事用情太深,泪眼朦胧。
  敦哥不是居高临下之人,总把自己置身在普通的山里人之间,他回乡不仅是人的身体回来,更把他的心带回来。
  有一年敦哥回乡,干了一件可歌可颂的事。大山中有个村子,20多年来人畜饮水极为困难,数十个村民不明不白地残疾、早逝。于是他深入到该村,认真地把一家一户的情况列表统计出来,写成内参,向有关部门反映,给省里主要领导同志写信。最后促成省级相关部门组成了联合工作组到该地,搞清是过去开矿造成水污染所致。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国家投资80多万元从10多公里外架一条水管解决群众生活、生产用水,并把该村列为扶贫重点村,给了100多万元的项目资金,同时给该乡拨了35万元用以改善医疗条件。这一切都是敦哥悄悄努力的结果,并没有声张。当他再一次来到该乡时,引水工程已经开始,救济金已经发放,扶贫项目即将实施了。当地一位干部把他介绍给这个村的老村长,憨厚的山里人不知说什么话来感谢,嗫嚅了好半天。他要老村长回去千万不要给村民讲,老村长无言地走了。但是第二天,当他返程中路过该村,公路两边竟站着近百个村民,点燃了串串鞭炮。他连忙跳下车,两手打拱,一个劲儿地说,不能这样,千万不能这样,我只是你们的一个传书带信人。但山民没有言语,一个劲儿地放起了鞭炮。他跳上长安面包车叫司机开快点,他要逃离这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之地。车子开出老远,他仍止不住热泪盈眶。
  敦哥本质上是一个古典的文人,怡情自然是他与生俱来的本性,在水泥高楼的逼迫中,在灯红酒绿、喧嚣嘈杂的城市中生活得愈久,他内心的寂寞便愈深,愈想逃离出来,行走在大巴山的青山绿水间。敦哥回乡,被山野的风吹着,脸更黑了;吃着农家的鼎罐饭,身体更结实了,被故乡的情浸润着,心更缠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