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我不再动笔的原因
作者：丁隆炎
我也属早些年写过一点文章，好久都不写什么了，但还是上过几回主席台，却不是挤上去的，而是你不上人家老催，弄不好下面人以为你在“作秀”，所以只好上，但我从不敢扬头挺胸往下看。
我有这点“自觉”不是天生的，而是多年前一次文学集会上，当一位老者被人搀扶着上主席台时，我旁边(那时我还坐台下)一人说：“何苦呀，到处‘赶斋’!”另一人说：“他老境不好，儿女都不成器!”那时，我就暗下决心，等我老了，到了不该出头露面的时候，我一定对这类场合避而远之，别让人把我儿女也骂了!
那之前，我曾有邀必应，有约必赴，也就是到一些地方开个笔会讨论会什么的，每会都有地方风味好吃，有美景好看，还能提回一包包土特产什么的。自从“觉悟”以后，我虽仍怀念在各地会见新老朋友的快乐，但我哪儿的邀约都不去了，至今我还为偶尔一两回对台下大谈过“创作经验”之类而脸红。
所有这一切的逃避，还不是因为我老得要人搀扶，也不全因为我觉悟到背后有人骂娘，而是，我已多年不写，无颜见江东父老了!不写也不是因为我老了，老得体衰、眼花、脑壳昏了，而是我不想写了，不愿写了，不敢写了!为什么呢?我不会归纳成理论，只会说事实：
一，我写的记述彭德怀元帅受监禁直至被迫害致死的《最后的年月》，各地正排长队买书的时候，上头下令立即禁售，卖出的也要收回来!一位重要首长说：这个作者起码开除党藉!后来许多老同志为我求情，我没受处分，但出版社印的四十万册书毁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大跟头，从此懂得了步步小心，句句留神的古训。
二，我写的记述彭总为什么在庐山会上站出来的电影剧本《布衣老师》，《收获》杂志发头条，至今我也少见大型文学刊物有把剧本发头条的，许多名家的赞扬话我就不引用了，只说钟惦斐老人第一次见我时，老人竟然向我举手敬礼(当时我穿军装)，大声说：“你立了一块纪念碑!中国人多灾多难，但又不屈不挠的纪念碑!”钟老去世了，但他的夫人在，她为我们照了好多照片，我想她能证明我此言不虚。后来，这电影两个厂争着拍，上影给我来信，要把我送上法庭，我只好哀求正密锣急鼓筹拍的峨影放我一马(我当时不懂得今天某些作家用打官司来为自己及作品扬品显姓的做法)!争来争去，电影还是出不来，原因是：一位夫人看了剧本很生气，在本子上批示：这个剧本影响毛主席……(上影给我看的文件上有这段话)。
三，有朋友忠告我：你何必老写彭总，这是个敏感话题，容易犯禁；何况还有人背后说你拿彭总卖钱，一会儿卖腿一会儿卖胳膊的。怀疑你离了这什么也写不出来。正在我寻觅新阵地时，刚好成都军区主要领导人点名要我去写南疆战场，还一定要写出个有气魄的全景性的大书来!我用了近一年时间，跑遍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大小战场，越跑我越感到我没有本事把那场战争的漫长时空与壮阔场景写下来。我只好取巧，写了近一百个指战员及与他们相关的人在这场战争中的亲历与评说，叫做《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稿子送审后，南疆某指挥部党委立即来电，代表数万参战官兵感谢我对他们的理解，还说这书将是他们每个官兵永远的最珍贵的纪念……(原电文我保存着)。不想，书印出后，同样是该指挥部下令，一本不许出售，不许下发，发下的要全部收回，全部烧毁。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是其中一个人的谈话中影射到某个指挥员瞎指挥，造成了重大伤亡。刚好在这节骨眼上，某指挥员提上来了，我和我的书就倒霉了，听说还上告我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的。不过领导没找我的麻烦，我至今也假装稀里糊涂的。所幸，这回出版社没赔钱，因是该指挥部把几万册书全买去后再烧毁的；只是，国家损失的钱可能是我一辈子也赚不来的。
四，同样的打击至少还有好几回哩。我写过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川陕根据地禁鸦片的故事。因为有这一举，才有遍地烟毒的当时川陕走出几十万雄壮的红军新军来。写了多少遍的剧本最后还是被否定了，理由只一个问号：“难道我们红军当年都是烟鬼么?”我还写过一个红军战士被日本鬼子俘去后，送到中苏边境当劳工。当兵的第一天，他就知道苏联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祖国。他历尽难险，跑过去了，却落得多年的监禁刑役，抗日战争胜利后方被释放，那监狱中一个女工早看上他是个好人，在他们还一句话都没说过，也说不通的情况下，她把他带回自己的老家。他们成了夫妻，养育了一群儿女，靠种菜发了一点小财，买了房子小汽车。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刻申请回国，直到几年后方被批准，不久就是“史无前例年代”，夫妻俩受监禁受劳役苦刑的理由与处境和他多年前在苏联遭遇的完全相同，只刑讯的词句不一样，当年苏联当局怀疑他是日本人派去的特务，今天中国革命群众则是看到他俩口子在苏联的生活照片，怀疑：“既然你们有这么漂亮的房子汽车，你们却跑回这川北穷山里来当农民，你们不是苏修特务是什么?”这夫妻俩的故事被我写过书，写过电影，写过连续电视剧，据《中国电影时报》登过的一则新闻，说当时的苏联电影家协会主席对我的剧本很赞赏，希望投资合拍，可是后来都无影无踪了，否定的理由大致是：“你这不是在说，以前的苏联和中国原是一根毒藤上俩毒瓜么?……”
我还写过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林彪选女婿最终选定的一个人，即林豆豆现在的丈夫张清林的故事。故事我不说了，只借用我的好朋友，四川《当代文坛》主编何开四(他看了我的三四十万字的稿子)开玩笑的话说：“我看了你的稿子，又听了你讲的故事，假如，你没有那么多吞吞吐吐，你会写出一部当代的……”他后面的话我虽已声明是玩笑话，我还是不好意思写出来，但我心里真这样想，要能让我知道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会写得更好的。因这张清林是我老乡，什么话都不瞒我。我也曾试过：干脆，把真话假说，删去所有真名实姓，……结果搞成了似真非真，欲说又休。看了的人说：好难受!其实我自己改写时更难受，我觉得，要么纯为虚构，如硬把真事编成假话来说，你笔下的每个字都会提示你的虚伪可鄙!
类似的事例我不赘述了。单说我上头不厌其烦地讲了自己这一连串的失败受挫，是不是意在向世人诉说，我之所以没成个像样的作家是别人卡了我的歌喉，挡了我的成名路，以至我后来心灰意冷，还不太老的时候便撂笔不写了?不不!一次次失败，我还是一次次写。由于每次都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审查，每次都得经历熬更守夜、吃不香、睡不甜的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艰难时日，每次都是闯过重重审查关：编辑的、编室的、总编的……最后不知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人什么样的一句话“吹”掉了!我还真有点“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劲头，屡败屡写，几年下来，作品成活不多，我一身肉却快掉没了，瘦成了一个猴儿。上影文学部一些同志一定记得，一次我的腿遭什么咬了，肿亮了，而我自己直到交出一稿后才发现。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你再晚来一天就没救了!
我老伴常说我，一拿起笔你那张脸就一会儿人一会儿鬼的!的确，不知怎的，我写作时非得全神贯注，浑身的劲都用上了似的。我很羡慕有的作家能把写作当玩，当休闲，当调侃。我也曾试过，动笔前松松全身筋骨，还默嘱自己，别那么认真、无所谓点、信笔道来便是!但，笔下一动，什么都忘了。
由于年岁不饶人，一年年老了，病也多了，加上儿女已大学毕业，家庭经济较宽裕了，老伴一再劝我别写了，可我就像鸦片瘾犯了，不写就难受。我对老伴说，这就像钓鱼。你不吃鱼，也不要我拿鱼回来，但我宁愿钓了鱼送人也像喜欢看鱼漂在水面一颤一颤的……
最终让我放下笔来的是我的从国外学成博士归来的儿子。以前，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也是一位直率的批评者兼真诚的崇拜者。如今，他几乎每看我一篇初稿，就把我批得体无完肤，并使我心悦诚服。
他批评我写的一群藏族少年被一个汉族女民改工作队员收容抚养并教育成长的故事。他说他很反感，从中看出我骨子里浸透了大汉族主义与救世主思想。儿子还说，他看时常想外国人会如何评价……再重读自己的作品时，我感到无地自容了。儿子说得一针见血，老爸爸比他多点解救全人类的自信，他比老爸爸多了点世界人的眼光。儿子还批评我的一个写大深山中一项三线工程在改革中寻找到出路的剧本。他说，历史的巨人们都未能解决的问题，你怎么去转了一遭就找到了出路，我想你自己也知道是在撒谎!为什么要为此呢?你大概是觉得受了人家的招待与吹捧，总得有个报答吧?
儿子让我看清了，我的一个个失败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非难，而是它们自身的缺陷。我过去的“成功”作品，虽然有的轰动过，得奖过，也不全是因为文学的因素，不值得自己念念不忘并据此误认自己有好大本事。
是因为儿子的告诫，我才放下了笔，谢绝了别人的邀约鼓动，老老实实过我的退休生活。
几年后，和儿子孙子在国外做长途旅行，因面包车里太沉闷，我无意中讲起了我这一生的经历与见闻。没有任何编造，也没想过遣词造句，更无哗众取宠的装腔作势，有的只是一本真诚地叙说，也没想到给两个十岁上下的孙子什么样的感动与教育。没想到，曾经苦苦劝我不要再写，也断定我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博士儿子非常激动地责问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故事变成作品，却写了那样一些听来的别人的故事?比如我说的当年在康藏，没日没夜，没冬没夏在雪山上与“叛匪”周旋。每次回内地探亲，第一步是泡澡塘子，为了鼓励搓背工人给自己搓干净些，叫他把污垢团成一个个泥丸，一个泥丸奖他一包好烟，最多一次他搓了二十七个；第二步是把长满了虱子的皮大衣棉袄连同鞋袜用雨布捆成包寄到兵站，为的是不把虱子带回家来……转眼间假期要满了，又要返回雪山了，为了一点小事我在大街上和警察打架，把人家打出了血。其实并非丧失了理智，而是非常清醒地奔一个目的，让公安局把我抓去，我宁愿蹲大牢也不想回雪山睡雪窝，因为寒冬快到了……儿子认为，这些故事比那个我费力写出的教育培养一群孩子更能反映当年入藏军人的艰苦生活与奉献精神。连原先最反对我再拿笔的老伴也鼓励我写，认为我有些故事“是独家新闻，你死了就没人知道了。”最使我得意的是还不满十岁的小孙子的评价：“我最爱听爷爷讲故事了，我最佩服爷爷了!”我觉得这是我平生获得的最高荣誉与奖励!
其实我早知道了我心里有一些故事值得写出来。这知识来自我停笔近十年的闭门读书。这十年，我吃得睡得，长结实了，快走一小时气不长喘，连看四五小时书头眼不昏花。好多书都是我过去看不到的，或不曾静下心看的，或是我以前天天学习的文学理论明里暗里提示我不要接受的。当然，不光读书，还有我们国家的进步，包括文学事业的发展帮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文学，懂得了自己以前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宣传材料与表扬稿之类的文字。
我又开始从头学习写作了。但毕竟过了古稀之年，精力不济了，干劲不旺了，再放眼看窗外，全国文坛每年出产仅长篇小说近千部，谁看得上我这朽木拼尽最后的蹄力写的这个呀!你独家新闻又如何?谁人写的不自认是独家新闻、开天辟地之作、绝世之才……于是我禁不住老友们的邀约又到公园茶楼打我们的小麻将去了。
拉里拉杂说了一大通，我自己从头检视之后也发觉通篇都在为自己没写出什么好作品大作品找借口辩白。就像我在开篇提到的《文学自由谈》中两文所说：写不出来了，又不甘寂寞，废话官话屁话，没话找话到处说，再便是借一切时机“出镜亮相，以铜镀金，争取‘眼珠’经济，千方百计提醒人们回忆他们昔日的辉煌。”
我承认，我真的有倾诉、表白、张扬自己的意思。但我还是没有把这篇稿子撕了，实在是因为这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多年，不说出来也许我到死时也是个疙瘩。而最要紧的话不是我个人在写作中经受了什么，而是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人，一句话就把一本书禁了收了烧了!让它和读者见了面再发起讨论批判多好?不是说毒草让它长出了，锄了埋了还可以肥田不是?我还希望，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凡是亲历者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要人家一说话就说是造谣、翻案、别有用心，不要用红头文件去对照规范每个人的回忆，否则就只有文件而没有历史了，或者只有伪造的历史而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历史，而中国人自己只能当看客了。我还想说，如果再不制订出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要求的政策法规，并在宏观上善于引导，而对于有点不符合领导意图与宣传口径的某些具体作品采取宽容态度……恐怕好多人都会对文学殿堂望而却步。一些本没有什么功底也没有多少真知的如我之类的作家吓退了、沉默了算不了什么，我怕的是现在的未来的“鲁迅”们，诺贝尔奖的得主们也被一些肆意挥舞权力大棒下令收书烧书的官们挡住了刚迈开的步子!我还希望，文学政策不仅对你爱我我爱你的题材放宽，如目前让它们大批出笼之势头，更要在反映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上，关系到民族命运与人民疾苦的事件上，鼓励作家大胆说话，尤其要保护那些依文件标准衡量说“错”了话的人!
我已过古稀之年，老朽了，没希望了，但我仍期待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文学事业发射出一颗颗“神舟5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