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卖野人头”一解
作者：陈 冲
在一篇对２００３年短篇小说进行总结性回顾的文章里，有一段文字谈到张楚所作短篇小说《曲别针》。为免断章取义之嫌，且好在不长，照引如下：
“在《曲别针》里，一个男人在城市的雪夜中游荡，他既是商人又是艺术家，既是丈夫又是嫖客，既是慈爱的父亲又是残暴的凶手，他高贵而卑下，他在四分五裂的内在崩溃中挣扎。这是复杂的，难以言喻，它带着血肉和呼吸扑向我们，让我们意识到在光滑而薄弱的表面下我们的内心生活多么不堪追问；这样的复杂由一个最简单的出发点获致，那就是毫不苟且地接近本质，张楚绝不会告诉你爱是没有的、仁慈是没有的、欲望是没有的、罪是没有的，他坚定地认为这一切都在，它们不是来自外面，它们就在我们的内部，来自人之为人这个坚硬的事实。我们已经不习惯如此直接地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制造大批廉价的伪意义和伪价值去偷换它或覆盖它，但张楚决心坚守在这里，从这里向生活提出自己的议程，展开他的观察、认识和想象。”
我也认为《曲别针》是一篇好小说。最近，它获得了２００３年度河北省作协十佳作品奖。作为评委，我也是推荐者之一。那么，我与上引批评的分歧，是不是在于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好像是，其实仍然不是。真正的问题是：上引批评，只是他的语气给人一种作品好得不得了的印象，而实际的内容，却根本没有涉及作品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
“一个男人在游荡”句只是介绍，但已经有了赞赏的语气。三个“他既是什么又是什么”，赞赏的意味更加重了，并且似乎在“示意”某种复杂性，但也仅止于“示意”，因为一个人物具有多重身份，即使在三、四流小说中也并不罕见。更何况上引批评中所列出的６种身份，除了“丈夫”和“嫖客”，另外４个都不准确。他算不上商人，跟“艺术家”毫不沾边。他心里疼爱、牵挂女儿，但也仅此而已；如果这就算“慈爱的父亲”，那做个慈爱的父亲太容易了。他想做凶手，但是没有做成，原因之一就是他不够残暴。“他高贵而卑下”，在“语气”的意义上是在加重那复杂性的示意，但在批评的意义上却是信口开河。小说中那个人物——志国，连“高贵”的渣渣沫沫都没有一星半点，只是还没有卑下到极点。实际上那是个灰色的人物，内心深处或许还没有完全泯灭对高贵的向往，但实际上已经遥不可及；他全部的真实的努力，只是想竭力止住向更加卑下的滑坠，但因为陷得太深，以至惟一能够止住这种滑坠的办法，就是自行了断。他这样做了。这也正是说他还没有卑下到极点的缘故。但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在四分五裂的内在崩溃中挣扎”。 “栽”在两个警察手里之前，他很自信也相当从容；他的不接听手机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被带到派出所后仍然有恃无恐，而且确实在报出他和所长的关系后就被放了。直到他嫖妓后不给钱还把妓女狠揍了一顿，也看不出他有多少悔意。最后是在电话中受到了女儿谴责，才发生了一个突兀的急转直下。正是这个突兀的急转直下，展示了这篇小说的价值，也暴露了小说的不足。这里是真正的批评用武之地，就留给认真的批评家去用武吧。
“这是复杂的，难以言喻，它带着血肉和呼吸扑向我们”，毫无实际内容的空话。“让我们意识到在光滑而薄弱的表面下我们的内心生活多么不堪追问”，则是上引批评中惟一一句有实际内容的话，可以理解为批评者对小说题旨的阐释，同时也是最有“卖野人头”味道的地方。那样一个人物，就能代表“我们”——所有人？不管“我们的内心生活多么不堪追问”，都不是那样一个人物能够涵盖的。如果说“所有人的内心生活都有不堪追问之处”是个哲学命题，那么这绝不是一篇小说（尤其是短篇）能够图解的。退回十年，确有一些青年作家喜欢用一篇小说图解一个哲学命题，但《曲别针》没有这种毛病。《曲别针》的好处之一，恰恰在于它非常注重“这一个”。
然后就重又回到空话。“毫不苟且地接近本质”怎么会是“一个最简单的出发点”？靠这个就能达到“复杂”？“复杂”了就一定是好小说？接着是继续耍弄语气。连着４个“没有的”，前面却是“绝不会告诉你”。评价一篇小说，不讲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单讲它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真是一种少见的批评方法。而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近２０多年来，宣称“爱是没有的、仁慈是没有的、欲望是没有的、罪是没有的”的作品，我一篇都没见过！至于说“它们不是来自外面，它们就在我们的内部，来自人之为人这个坚硬的事实”，就简直不知所云了。且不说社会存在对人的影响，如果一切都“来自人之为人”，这个人和那个人还有区别吗？作家们还有必要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吗？《曲别针》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我不相信张楚会“坚定地认为”是这样。我倒是相信相反，张楚“坚定地认为”不是这样，所以他写了《曲别针》，为我们剖析了“这一个”特定的人之所以会这样，既有他特定的自身的原因，也有他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原因。至于说“张楚决心坚守在这里”，虽然语气的赞赏性更加鲜明强烈，但从一个短篇就断定一位作家“坚守”什么——不管“坚守”在哪里，根据充分吗？
现在，您知道什么叫“卖野人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