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闲聊“编辑”与编辑工作
作者：何 申
写作之初，我对编辑工作一点也不了解，总觉得那是挺神秘的工作，而编辑呢，自然就是既神秘又有权威的人。八十年代初的退稿一般都有编辑附上的几句话，多半是鼓励之言，说这篇小说写得尚不错，希望继续努力等等。或许人家给哪位的退稿上都如此写，但自己拿到手中，仍感到心里热乎乎的，顿时又增添了几分点灯熬油奋斗下去的勇气。我生活的承德市那时归承德地区管，地区文联办了个杂志叫《燕山》，是季刊。我头一次鼓足勇气去送稿，钻进一座旧楼，推开两道厚门，说了三声您好，始见几位编辑男的抽烟，女的漂亮，每人桌上都是小山似的来稿。跟咱谈话的时候，眼睛还不时瞅着稿子，手也不闲着，还说一句对不住啦这正忙着下稿。咱心里就愈发的敬畏，好家伙，人家在“下稿”，啥叫下稿，咱光听过鸡下蛋，一肚子话顿时就丢了个差不多，好歹客气几句，放下稿子就退出来，抹抹头上已经汗渍渍了。日后熟悉了成了好朋友，说出来让他们好笑，他们说你当教员站在台上讲话，恐怕学员也会有这等感觉。我想可能是可能也不是。那时我是党校的小教员，教我也弄不大明白的哲学，整天装模作样的胳膊下夹着稿子上讲台，好像有多大学问似的，其实讲的都是从上级党校那儿听来的。可人家编辑却不能现兑现卖，自由来稿用麻袋装，最终选出优秀的合适的编进刊物里，没点真功夫恐怕不行。
由于或多或少有点“恐编”症，所以给外地刊物投稿，我从来愿意邮寄，而不愿登门。天津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时我的母亲在世，我每年都要回去一两趟。百花文艺出版社与我家近在咫尺，我却没有勇气踏进那座老式洋楼的大门。我的第一个中篇是寄给《小说家》的，寄去半年未见音信，春节探亲在那大门外来回走了好几个个，还是门卫老大爷说小伙子你找人吧我这才说我想查查我有篇稿子不知道收到没有。人家很热情，拿出收发登记簿查了好几遍，也没有，我只好离去，心说养个孩子叫猫叼去了，白搭了。不料这稿整整一年后又被用了，这边就有人议论我准走了后门。后来《小说家》的同志包括我那小说的责编来承德，我出面作陪，彼此通报姓名时，表情却是一片茫然，承德的同志始信我们确实未曾见过面。尔后，我一听到有的年轻作者把与编辑的关系说成发作品的主要因素和窍门，我就不赞成，还用自己的这段经历加以说明。再后来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登记簿上找不到我的稿子，我是在信封上剪了个角寄去的，属于平信，而平信是不登记的。我去找时，那稿子其实早已在编辑手中了。那是我的第一个中篇，六万字，连底稿都没有。说来真得感谢那位编辑，这个中篇将我的人生之路极大的改变了。
还说编辑的回信，我曾有过这么一个至今也未解开的谜。因为我生活在河北，所以《长城》必然是我发表小说的首攀之峰。开始我给那寄短篇，退稿时有位编辑在窄窄的退稿笺上就写你写长了。我也想写得精粹些，可难做到，又写了个一万多字的短篇寄去，这回退回来的稿上就有了这么一行字：叫你写短点写短点，怎么又写这么长?选?选?选
但就是这个一针见血的批评，让我茅塞大开：看来我不大适合写短篇，那我就写中篇得啦。打那往后，我还就以写中篇为主了，而且发得都非常顺利。数年后我与《长城》的朋友也熟了，我还打听是谁给我写的那一行字，我还真想好好请他吃一顿，但没找着。他们说那时编辑流动很大，不管谁看稿，都是很负责任的，对此我深表赞同。
九十年代以后我一直在报社工作，接触了许多办报的编辑。这些编辑平时在编些一般稿件时也都差不多，但遇见重大事件时，就显出水平来了。邓小平同志去世的消息传来，已经是后半夜，报纸已经开印了。若想参考《人民日报》等大报的版式等，你这消息就得晚出一天。当时我是社长，可以决定废了那期已印了半道的报，但新报从照片到版式如何设计，就得靠人家几位老总了。多亏我们报社的总编和几位副总编有经验，做出的报转天与大报一比，基本差不多。
报社一般部室的编辑往往同时又是记者。去采访就是记者，回来编报就是编辑。总编室里的人基本不出去采访，有点专职编辑的意思。这个总编的总，主要的含义是汇总和最终把关。但不了解的投稿者会误认为这一屋人都是总编，推门就找这个总编那个总编。小编辑一时半时还难解释清楚，只好顶着总编的帽子接待他。偏偏报社又不像党政机关上下级那么分明，岁数挺大的总编副总编拿着稿子就过来说些啥。来者看了还挺感慨，跟小编辑打溜须，您真不简单，这么年轻就当总编，那老同志那么大岁数咋还是个普通编辑。
还说与文学期刊编辑的来往。在不断投稿的过程中，逐渐也能看出谁是资深的，谁是资历较浅的。特别是有的资深编辑，原先自己就是作家，或者此时他就是身兼编辑作家二职。这样的编辑若说其能力强呢，是他有实践经验，看稿子就能理解作者写作时心里的一些东西，于是，好稿子一般不会从他手里漏掉。若说点不足呢，可能又会因其创作的习惯有个人的偏爱，给作者提出的一些要求比较难以达到。我的“乡镇干部系列中篇”里有一篇《村民组长》，获了第六届“百花奖”。那篇作品是我在乡村当了三个月工作队长的收获，内容很多。写出后投了一家大刊物，编辑资深，给我提的意见是将这篇四万字的作品压到两万以下。这么一来，就等于重写了。那一次我不大听话，转手就把稿子寄到别处去了。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发奖时，那位编辑也在。“百花奖”同时也奖责编，他编别的作品也获了奖。领奖时我想如果不让我压到二万以下，他就同时获两个责编奖。还好，他编得多，把我这篇从他手中漏掉的这篇忘了。后来，我看到他的作品集，以散文和短篇为主，看来他喜欢比较短而精炼的作品。
有人自做编辑以后自己干脆不写了，专心做编辑，这对刊物来讲是件好事。《长城》有位老编辑赵英，这位老大姐是记者出身，自己也曾写过不少作品。待到她编我的稿子时，好像她自己就不写了。她编稿的特点是极少改动，尽量保持你作品的风格和特点。于是，她编过的稿子，我的那种口语化的叙述方式表现得就很完整。但也有的编辑喜欢大刀阔斧，上来就是一通删抹，他觉得你这说话怎么跟我不一样呢？改到最后他才意识到，人家写的不是京城人的语言，人家写的是山里人的话。他把稿子给我寄回来，还好，都是铅笔字。那时也没电脑，也没复印，就那一份手稿，一块橡皮磨去多半块，总算把稿子抢救回来。日后他又找我要稿，我面矮又给，却不得不附封信，上写请老兄手下留情，若是没大把握，最好别改，尤其是千万别用红笔圈勾。你那一动，我就不好再给旁人了……
说来都是笑谈。尊重编辑，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重要坐标。写作之初，听编辑的意见，能把稿子改得合适；写到如今，和编辑聊天，听他们的意见，可以产生很好的立意。去年我去省作协开会，其间去《长城》和李延青聊天，他是《长城》的主编。我问他写点什么有意思。他说写县级官员的作品很多，但尚未有写这些官员家属的，你不妨写一篇。这是个金点子，回来后我就写了中篇《县级夫人》。本来这篇应给《长城》，但因欠稿债给了《北京文学》，发了以后读者还挺喜欢。再见到延青我觉得有点不合适，但延青很大度，说你再写一篇吧。于是，我给他写了《秘书长》。从延青这里，就表现了编辑的敏锐，有肚量，但也不能让自己的刊物吃亏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