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施蛰存的第五扇窗户
作者：朱健国
我与施蛰存先生只见过一面，仅仅访谈了两小时，自然没有资格在热悼时期写悼念文章。而今半年过去，怀念的热潮已退，我是否可以出来，面对六年前我给施蛰存先生拍的照片，说说施蛰存先生对我的“全部交待”？——其中颇有几件大家从未说到的事。
首先，我想改写施蛰存先生的悼词，将“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改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著名作家”，这是施蛰存先生与我访谈时自己强调的。联想到施蛰存先生在《英译本〈梅雨之夕〉序言》中说：“如果以十年为一代，我是这个文学运动的第二代作家”，我深以为然。施蛰存先生在一个世纪的新文学运动中，虽然成就卓著，但人贵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与胡适、鲁迅等“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著名作家”相比，只是受其影响的第二代。这个区别不可模糊。“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是一个定义不精确的统称，可以包括从胡适、鲁迅到赵树理的几代现代作家。现代哲学已论证，一个词外延太广大，内涵便模糊、缩小或趋于零。
其次，我发现，施蛰存先生一生并非只开了四扇窗户，他还有“第五扇窗户”——时事批评。这依据并非仅仅来自施蛰存先生的一些杂文时论（如三十年代对鲁迅的批评、１９５７年的“右派言论”），更得于我对施蛰存先生九十三岁时的一次访谈。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日下午，王元化先生让学生胡晓明博士陪同我到施蛰存家里，采访了施蛰存先生。原以为，人年过九旬，面对初次相见的后生，只会说一些不惹是非的平和回忆。不料短短两小时的访谈，施蛰存先生竟然口无遮拦，无论对已逝的伟人，还是对活着的名人，以及对当代出版界、新闻界，诸多直言批评。如此“活到老，批评到老”的“批判现实主义”，不由让晚辈深深惭愧——我在这之后勇敢推出一系列“酷评”，这一次亲炙施蛰存先生风采可能是激素之一：英雄虽老不归佛，后生何须惧“口红”（“文化口红”）？
犹为宝贵，访谈中施蛰存先生透露，当年他虽不知“丰之余”就是鲁迅笔名，但从文章的风格还是能猜到作者是鲁迅——这就为他多次自称并非有意攻击鲁迅提供了另外的注释：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实这意思，施蛰存先生早在《自由谈旧话》一文中，就隐约透风了：“新的‘自由谈’发刊后，鲁迅投稿最勤。鲁迅的文章，尽管都用了笔名，可是熟悉新文学文风的人，嗅也嗅得出来。”（《施蛰存七十年文选》Ｐ６００）
在总结一生长寿之道时，施蛰存先生又泄密——“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算没有死。”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纪录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这使我明白了他何以有杂文《匹夫无责论》。这又与他一再自辩并非走中间路线的“第三种人”相矛盾。
施蛰存先生自１９９７年封笔不写文章了，但他没有封口，说出了一些从未对人说过的思想真相。这或许是因为我爱钻牛角尖，喜欢深挖人的潜意识，或者是施蛰存先生突然有了抓紧时间说清自己的坦荡？
施蛰存先生是研究百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标本”之一。为给专家学者提供新资料、新视角，特原汁原味献出我与施蛰存先生的访谈录音文本——借此机会表达我对施蛰存先生的怀念，亦再次感谢王元化先生和胡晓明博士对我进行“伪现代化”调查的帮助。
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
朱健国：我刚买了您的《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久仰您了——最早从鲁迅杂文中知道您。
施蛰存：我眼睛不行了，耳朵也不行了。我今年９３岁，老了，精神还可以。冰心９７岁；台湾苏雪林１０２岁，最大；再下边是巴金，比我大一岁，我是第四，９０岁以上的４个，８０岁以上，最大的是柯灵，他８８岁。
朱：您风云文坛已有七十多年了。
施：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是二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是１９１７年开始的，冰心是新文学的第一代，她是１９１８年开始写文章，这是二十世纪新文学的第一代，还有大多数人都是二十年代。我大概是１９２５年或是１９２７开始的。
朱：这样说来，您算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胡适、鲁迅、冰心这些“五四”运动的旗手是第一代？胡风、钱钟书、巴金等，都与您一样，同属于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传人？
您戴助听器可以听清？
施：还是听不清，这个东西也不好。我现在行走不方便，现在文章不写了。今年开始，我的心脏不对了，跳得慢了，一分钟只有五十几跳，勉强及格，现在体力衰了，没有力气。
朱：您现在还能看书吧？
施：（见我既开摄像机，又开照相机，笑了）好家伙，你有两个？
朱：我想完整地纪录您的新思想。
施：好，那我就为你摆好架式。（大笑）
批评鲁迅，带给我无所谓好处、坏处
朱：您童心依然。我今天想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施：你讲。
朱：一个，鲁迅当年对您的批评，给您一生到底带来什么影响？还有一个，您对当今文化界有什么想法？
施：鲁迅当年对我的批判究竟对我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已有人讲过了。鲁迅的东西，全部档案都在一本叫做“鲁迅批判过的人”的书里边，书名我已记不得了，大致是这个内容，包括与鲁迅曾打过“笔战”的人，从头至底的文件都包括在这本书里。
朱：这书中恐怕不会说清楚对您一生的全部影响？现在有一种观点，当时鲁迅对您的批评有点个人意气？《庄子》与《文选》到今天也还是很值得青年常常精读的。它的生命力不会短于鲁迅杂文。
施：鲁迅这个人，他一天到晚是在防御。
朱：您说鲁迅时时处于一种防御心态？
施：人家提到他，他就以为在攻击他；我没有攻击他，他自己写文章挑战的，我也没有写文章去得罪他。那个时候我同他的关系其实还蛮好的，我在水沫书店做编辑，我替他印了两部书。他当时在主编《文艺论丛》。我的文章是对《大晚报》的一个回答，《大晚报》给大家发了一个表格，让推荐一些青年人应该看的书，我选了《庄子》、《文选》、《颜氏家训》三部。结果他在一篇文章里冷冰冰地说，现在又有人在提倡看什么书了……这样子我看了不舒服了，你这是放冷箭嘛。
朱：１９３３年１０月，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批评您向青年推荐古书《庄子》和《文选》，当时你不知道这个“丰子余”就是鲁迅？
施：我不晓得这个“丰子余”就是鲁迅，我以为与鲁迅不搭界。当时是《大晚报》的那个编辑崔万秋，他发了一个通知，让大家推荐，青年人应看什么书。鲁迅看见了也不讲。后来他却写篇文章，冷冷地说有人在提倡看古书。那个时代，你要晓得，有一个背景，就是反对看古书，谁要是看古书，谁就不是革命的，不前进的。那时是“左翼联盟”刚刚成立的时候，所以上海文化人就统统要表示革命。
朱：您那时好像也与左派关系密切，在不在“左联”呢？
施：我没有加入。我那时大概二十五六岁吧，我不加入“左翼联盟”，是因为我回松江老家去了，没有开这个会。那时我办了一个《新文艺》杂志，不过《新文艺》出到第六集，改变了态度，转向左了，结果马上被禁止，所以我的《新文艺》月刊出到第七集还是第八集，就给国民党停掉了，因为最后一集是向左的。
朱：鲁迅后来又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下篇、《扑空》、《答“兼示”》、《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数篇文章，持续批评您。有人说，“所谓的《文选》《庄子》之争，本质上是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之争，是‘五四’斗争的一个继续。”直到１９３５年，您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自己辩护。有人说您还写了《伏尔泰》、《“杂文的艺术价值”》等文，“向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不可。”鲁迅曾称您是“遗少群”的“一肢一节”，是“洋场恶少”。这些尖锐批评对您当时或后来的压力如何？
施：鲁迅批了我之后，当时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压力，那个时候国民党还是支持我的，可以让你写文章攻击鲁迅。
朱：您那时批鲁迅符合“主旋律”？真正给您带来压力是解放之后？
施：这个问题是解放之后１９５７年戴“右派”帽子时，才成为罪状。
朱：１９５７年划您右派就是因为鲁迅对您有过批评？
施：也是一个因素，但直接关系不是，实际真正最主要的因素是１９５６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杂文），叫做《才与德》。因为当时革命刚刚成功，上海的各界领导都是老干部，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什么呢？那批老干部都是曾经参加过抗日的老八路，是军队里的团长、师长，一解放，这批老干部连同家属进驻上海来，你去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往往不懂，人家一批评，他们就说我是革命功勋。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谈了：光靠德没有用，治理天下要靠才。没有才，外行怎么能领导内行？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我攻击革命干部的把柄，再联系到三十年代我攻击鲁迅，两罪并罚。
朱：您的《才与德》，最刺人的句子可能是：“从历史上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天下离乱方定，若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这是摸“皇帝”的老虎屁股。
施：划“右派”后，我在嘉定劳动了一年，种田。华东师大的教师、老“右派”都在嘉定，一部分到金山，文艺界的人到金山，徐中玉他到了金山。一年回来，正好遇上大跃进，大跃进我们这些人还好，在资料室里。“三年自然灾害”就吃苦了，饭也没得吃，发票子，“右派”分子的粮都比人家少。人吃三碗饭，我只能吃一碗。这三年自然灾害也是挨过来的。不过我没有下乡。我在资料室一直干到１９６１年摘帽，“右派”不算了，归入人民队伍，这样总算恢复了公民身份，不过人嘛还继续留在资料室。到得１９６１年要正式好好地上课了，那么派我去教了两年英语，中文系的课是不让我教了，因为怕我再放毒。后来１９６４年，又来了一次运动——刘少奇运动同毛泽东的“四清”运动。
朱：嘉定建县于南宋嘉定十年，是有７８０多年历史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教化嘉定＂的美称。在这里整右派，真是用心良苦，说明“阳谋”者也是有点文化的。
“四清”运动又怎么整您呢？
施：“四清”运动，没让我上课了，我又重新回到了资料室，这一呆就是七年，１９７１年以后就把我调到翻译组，把一些懂外语的人调去搞翻译，翻译了许多书，我也翻译了不少，但都不出名，包括法国总统《蓬皮杜》，还有一本英文版的《尼日尔史》，也有一些零碎文章，这些都是义务翻译，稿费也没有，连名字也不署。
朱：“文革”中怎么对您呢？
施：“文革”时，里弄里把我揪出去，站在一条凳子上示众。还贴我的大字报，对我进行批判；学校则把我押住在大礼堂、小礼堂示众，批了好几次。
朱：打过您没有？
施：打倒没有打，也没挂黑牌，只是跪下来两次：一次是在饭厅里，跪在学生吃饭的桌子上；一次是跪在大礼堂的台上，定我的罪名是“牛鬼蛇神”，我没有挂牌，徐中玉挂了。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又出来教课；到了１９８１年，我退休了，再返聘，叫我带研究生，我收了两班研究生，三批，１５个还是１８个研究生，那些个学生有的死了，有的到外国去了，留在国内的没几个，有刘文华（音），有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的总编辑，现在可能是社长了，还有王铭（音），图书馆的，这两个人对古籍的总结最有成就。
朱：您培养了一些古籍出版人才。三中全会以后，这近２０年来，鲁迅对您的批评还有没有影响？
施：这一时期鲁迅与我没多大关系了，我写我自己的文章。
朱：影响应该还存在，可能负面影响小了。
施：鲁迅这个事件，带给我无所谓好处，也无所谓坏处。中文系同仁都是了解我的，我也从来没有冤家，当时（１９５７年至“文革”）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做戏，其实每个人对我都有好感，我又没有得罪过人。
朱：也就是说，您与鲁迅的“过节”，只是在反右和“文革”中使您有麻烦？
施：总而言之，我这一生，解放以后总是跟着政治潮流走的，政治是一个波浪，把我推到这边，我就跳到这边；把我推到那边，我就跳到那边，就是这样，我完全是被动的。
在这栋房里整整住了６０年
朱：您现在信息还这样灵敏？您的信息渠道有几种？
施：我每天上午是看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我没有订，他们每个礼拜把《笔会》寄给我，下午有《新民晚报》、还有《中华读书报》，还有《参考消息》，还有《报刊文摘》，我看的报纸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