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我也来谈谈鲁研界（外一篇）
作者：陈漱渝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韩先生毕竟是吃编辑饭的人，对吃鲁迅饭这伙人的情况其实不甚了然，因此大嘴一张就露怯，接二连三出常识性错误。比如，北京就从来没有鲁迅纪念馆，只有一个博物馆。博物馆跟纪念馆的区别，看来韩先生一点也不清楚。而社科院文学所鲁研室早在八年前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个研究室历届负责人的名单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张梦阳这三个字。对于张梦阳的研究成果，我跟韩先生一样由衷佩服，不过他的《中国鲁迅学通论》是有个性和创见的学术著作，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工具书。韩先生还说，现在鲁研界的主要人物都是“文革”中起家的，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也不知他根据何在，究竟能跟鲁研界的哪位当红者对得上号。像这样一位跟鲁研界相当隔膜的人居然敢于给鲁研界把脉下药，真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有人说：“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句话居然也在批评界应验了。
可以断言，跟韩先生讨论鲁研界的成果是一件徒劳无益费精神的事情。因为无知跟偏见总是胶结在一起的：可以因无知而导致偏见，也可以因偏见而导致无知。比如，韩先生认为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是“解放后最好的一部鲁迅传”，就是一种学术偏见乃至政治偏见，就连曹聚仁本人，也认为只有林辰先生才是写鲁迅传的最佳人选。韩先生认为八十年来鲁迅研究的文章几乎全是“祸国殃民，害人害己”，显然更是危言耸听，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语言。如果他真的佩服张梦阳先生，那就请他细读一下张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没有方方面面的鲁迅研究成果，就能形成一个鲁迅学的科学体系吗?以一堆“祸国殃民，害人害己”的废纸为研究对象，能够写得出三大卷的鲁迅学通史吗?
不过，韩先生矛头的真实所向还不是这个吃鲁迅饭的“特殊的学术团伙”，而是要在鲁迅研究的背后做反体制的文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建国后的学术机制完全要不得。“一进入这个机制，再有天分的人，全成了没出息的人，再善良的人，也成了霸道的人。”他认为鲁研界毫无建树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者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专门阐释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或者说，只是顺着毛泽东评价的杆儿往上爬。
为了支持他的论断，文中拿朱正先生来做为例子，说他撰写《鲁迅传》时不光是大地方，就是小地方也亦步亦趋地按照领袖的论断来研究鲁迅。但朱先生明明讲的是他在五十年代所走的一段弯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有哪位鲁研界的人士是如此这般做的呢?韩先生能举出一个人或一本书来做例子吗?再说，毛泽东的鲁迅观是如何形成的呢?跟此前鲁迅研究的积极成果就没有关联吗?毛泽东对鲁迅的论断一无是处吗?如果鲁研界今天仍有人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来指导研究，就必然会“祸国殃民、害人害己”吗?韩先生擎起的明明是“反对专制，反对思想箝制”的大旗，那为什么对跟自己理念不同的人就不能多一点宽容、少一点专制呢?近二十年来，鲁研界在取得有目共睹的学术成果的同时，的确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固守毛泽东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呢，还是因为食洋不化、惟西方理论的马首是瞻呢?看来，抹杀别人的业绩，使别人跟自己一样空无，是一件十分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一门学科的成败得失，却真的需要下一番苦功。
为了证明“吃鲁迅饭”的人水平低下，韩先生在吹捧“美男作家”葛红兵的同时，又挑出了“一个叫高旭东的人”做靶子，指摘高先生“有理没理净胡说”，代表了“吃鲁迅饭的”人吃饭的水平。韩先生批驳的主要是以下这句话：“无论从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鲁迅对朱安的态度都是无可指责的。从旧道德来说，鲁迅自然有娶妾生子的权利。从新道德说，鲁迅不爱朱安，就有选择其他异性的权利。”这句话出自《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一书中的“述评”。这本书是高先生编的，“述评”也是高先生写的。“述评”和所录资料是一个整体。听说韩先生不久前曾把这本书作为“好书”郑重向《中国文化报》推荐，但不知为什么忽然一变脸，又拿这本书的“述评”开刀。再则，说鲁迅有“娶妾生子”的权利，是“旧道德”的观点，并不是高旭东本人的看法。凭什么以此来指责高先生水平低下呢?当下被一些人奉为圣明的周作人及其日本太太倒是一直将他长兄和三弟的夫人当成妾?穴即“第二夫人”?雪，韩先生想吐唾沫，应该吐在这些人脸上才对。
从萧军打架谈到口述历史
１９３６年鲁迅去世后一个月，“鲁门弟子”萧军把《中流》半月刊、《作家》月刊、《译文》月刊发表的悼念文章带到万国公墓的鲁迅坟前焚化。当时有一位名叫马吉蜂的文人将此事登上小报，讥讽萧军迷信幼稚，是鲁迅的“孝子贤孙”。这篇文章惹恼了萧军这条“关东汉子”，他便约马吉蜂到位于上海法租界拉都路南端一片空旷菜地上打架，决一胜负。马吉蜂的见证人是跟他合办小报的同事张春桥，萧军的见证人是聂绀弩和萧红。这件事作为文坛花絮一度流传，但不久就被人们淡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炙手可热，少数知情者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对此事只能噤若寒蝉。四十年后粉碎“四人帮”，张春桥变成了“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于是这段掌故忽然又成了热门话题。由此可见，史料也具有其社会性。随着社会变迁，同一条史料有可能或彰或隐，或被人重视或被人忽视；在某一时刻会成为历史，在另一时刻又会如轻烟般飘逝。
前不久，偶然在《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４年第２期上读到一篇《“张春桥挨打”之我见》，作者刘金，他提供了两个情况：
一，粉碎“四人帮”后，他听文坛老前辈李守章说，不是萧军约马吉蜂比武，而是张春桥约萧军比武，原因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批判了化名“狄克”的张春桥，张“隐忍之余，却迁怒于萧军”，遂酿成了此次武斗。
二，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他在绍兴见到萧军，当面询问有没有张春桥约他决斗一事。“萧军略一沉吟，说：‘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刘金以上述两点作为依据，否定了萧军跟马吉蜂比武这件往事，并进而指出：“眼下阅读许多文章，常见以‘传言’批驳‘传言’的现象，这样做，不必费力考证史实，省事固然省事，但令人总起疑心，又于事何补呢?”
刘金始料不及的是，李老先生提供的情况颠倒了主次关系，不足征信。因为写文章嘲讽萧军的是马吉蜂，而张春桥只不过是马的同事，所以萧军择定的打架对手自然是马而不可能是张。再说，张春桥写文章对萧军的小说求全责备，用的是“狄克”的化名。当时萧军跟鲁迅都没有直接将“狄克”跟张春桥其人挂上钩，以敌人视之。鲁迅去世之后，张春桥在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办事处跑龙套，负责登记挽联、统计花圈一类工作，而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就是萧军，因此更不可能发生张春桥主动向萧军寻衅的事情。刚刚粉碎“四人帮”，我所在的单位受中央专案组委托，负责调查“四人帮”的历史罪行。我曾亲赴北京什刹海边的鸦儿胡同６号采访萧军，留下了当时的文字记录，后来萧军又直接向中央专案组提供了书面材料。１９８１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在该书第２８页至３４页，又有萧军亲自撰写的这次打架经过。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当然比其它任何人提供的“传言”可靠，这应该成为辨别口述历史真伪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刘金本人作茧自缚，也陷入了以“传言”批驳“传言”的误区。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萧军“我不记得有这回事”的表态呢?首先，我相信刘金先生的确跟萧军有过这么一次会见，他不可能像上海沈鹏年那样去精心伪造史料。只不过当时谈话的语境读者还不太清楚。萧、刘二位如果是老熟人，他们之间当然可能敞怀畅谈；如系初见，萧老也可能以“不记得”为托词漫然应之。再则，刘问的是“张春桥约萧军到鲁迅墓前决斗”一事，“决斗”对象和地点均与事实不符，萧军如不愿多费口舌详加订正，也能以“不记得”为托词搪塞。所以，准确提供特定的语境，是判断人物言论真伪和准确程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据章含之在《昨日旧事残梦》一文中回忆，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毛泽东曾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写了三张字条，其中有一张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这里所说的“办事”，是专指处理四川、贵州“造反派”打内战一事，并不是泛指一切事情，更不是作为政治交班的书面凭据。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语境的极端重要性。前年以来关于“毛罗对话”引发的争议也涉及到一个具体语境问题。如果毛泽东是说鲁迅进了班房仍然坚持要写，则完全可以理解为对鲁迅硬骨头精神的一种赞颂，而不是直白宣布他要在１９５７年大兴“文字狱”，连他一贯尊崇的鲁迅也不放过。
最后要讨论的问题是：当事人的说法是否就都可靠?我以为也不一定。因为随着时光流逝，任何人的记忆都会逐渐模糊，所以记忆中的历史跟客观存在的历史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此外，历史记忆中的主体和客体不能截然分开；也就是说，口述历史除开必然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之外，还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在鉴别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对当时人的回忆也需要辨析，不能轻率地一律作为信史看待。比如，萧军在回忆中，说他两次把马吉蜂按倒在地，在他头上打了几拳，使他没有还手之力。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１日下午，我去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九楼采访了这场武斗的见证人聂绀弩，说法跟萧军所言略有出入。聂老说：“当时双方打得不相上下。但后来萧军见人就说他打赢了，但我可以证明，马吉蜂当场并没有认输。”在鉴别“毛罗对话”真伪的过程中，黄宗英女士曾以当场聆听人之一的身份提供证言。有人认为黄女士的话一锤定音，为这场论争作了总结，画了句号。但在我看来，黄女士的回忆也只能作为一种参照，其分量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毛泽东对鲁迅的公开论断、一贯评价和庄重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