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挑错与挑错之不同
作者：冯 越
看了看其他那二十几篇文章，倒是一点儿火药味也没有。说中国人以后要爱胡适，说胡兰成也是很有眼力和笔力的。我特别注意看的是流沙河的那篇《信寄马悦然》，在列举和称颂了马悦然的大智慧、大道德之后，找出了马悦然作品中的１１处失误，但语言是客客气气的，惟恐吓着谁。马悦然，被公认为是一个爱中国的外国人，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权威，我们当然应该对他客气，为什么对同样爱中国的余秋雨，同样是权威的余秋雨，好多人说起话来就……就像雷锋说的“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甚至达到了“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呢？
余秋雨是目前公认的最杰出的文学家。就从图书市场这个角度来说吧，可以知道，余秋雨的作品被多么广大的读者所欣赏，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他的精神劳动，为我们社会增加了多么庞大的物质财富，增加了多少人的就业机会！而这些作品，将来还会流传下去，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珍宝。像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们难道不能多支持一些，多肯定一些，怎么学了鲁迅书中讲的文艺界工头似的人物，一边要别人出力，一边在别人的背上甩鞭子！莫非社会上也有分工，有人是写作的，有人是挑错的？
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对嫉妒心理的研究，他们公认，嫉妒这种心理，只能在相类似的、层次相近的人群分类中产生。一个士兵，他可能嫉妒一名将军么？士兵仰望将军的肩章，自己就是经过九死一生，也未必能在这个系列里上去几个格，要当将军，几乎是无望的事！可是，在一个单位里，副处长就可能嫉妒正处长，因为他是存在着取而代之的可能的。同样，男人不会嫉妒女人的美丽，而女人，则完全可能。一个不识字的庄稼人，能嫉妒一个文化人么？不可能；而一个四流作家则可能嫉妒三流作家，二流作家，再嫉妒一流作家。所以，离得远的人，没有了利害关系，不会有嫉妒心，也许看事情会公道一些。
像我这样在文学圈外的人，对余秋雨是景仰的。去年９月，我也到欧洲旅游，随身带着的书籍，最重要的、天天都读的，就是余秋雨的《行者无疆》。我边看边想：我也是在欧洲的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走过，你看人家余秋雨，匆匆一过，就能写出这么优美的文章，他脑子里有多么丰富的库存，他手上真有神来之笔！再回溯到他的《千年一叹》，那些地方比起发达的欧洲来，连旅行的基本条件都很困难，有时连一部传真机都找不到，余秋雨却能做到：一边旅行，一边写作，天天把作品传到凤凰卫视去发表。我是在旅行中读到这样的作品，在对比中更加明白了人家的杰出，我们能不充满敬意么？
当然，谁都不是神。行旅中匆匆赶稿，谁都不免有些失误。看看《鲁迅选集》中的注释，好多也是对先生一时下笔产生的失误做订正、补充的。但是，挑出了错以后该怎么说话？这就反映了挑错者的修养了。鲁迅小说《风波》中有一只破碗，先是说有１６个铜钉，后是说有１８个铜钉，这样的失误，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芽难道就可以据此推断，鲁迅先生天资愚钝，竟然好大一把年纪了，还不识数？
我把这一期提到余秋雨的三篇文章里的内容汇总一下，觉得他们并不是给余秋雨挑错，而是用了“只攻一点，不计其余”和“无限上纲”的作法。我也从一些书中找了根据，具体谈这些失误和所谓失误。
先说说邵纯文章里写到的几件事。
一是说印度圣雄甘地墓前的字，上面写的“嗨，罗摩”。余秋雨解释为“哦，天哪！”邵纯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印度文献（我没听说过，邵纯是印度史专家或印度教专家，当然他也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知识），认定了罗摩就是一个专有名词，有三个意思，可能是印度人崇拜的一种神，但他也并没写得很清楚。其实，余秋雨也是听翻译说的，那么，就算是错了，这个错又有多大呢？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记得英文Ｍｙ Ｇｏｄ的意译就是“我的天哪”，而从文词上说，它说的是“我的上帝”。在感叹的时候喊“天哪”，喊“天老爷呀”，喊“我的妈呀”，或者把罗摩当成一个神灵，感叹的时候喊一声“罗摩呀”，其实都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能指望，余秋雨成为印度语言专家，那么，他根据翻译提供的内容，把“嗨，罗摩”解释为“哦，天哪！”也并没错到哪里去。就像鲁迅书中的例子，中国叫银河的，欧洲叫“神奶路”，语言之间的转换，会有多种衍生的含义，很难是一一对应的，如果你取了第一种意义，不见得别人取第二种就是错的。这个事不值得邵纯先生用了三个页面来讲，里面有多个排比反问句，像煞了“文革”校园中的大字报语气。为此邵纯先生引用了毛泽东对甘地的看法，引用了美国马歇尔将军对甘地的看法，引用了甘地的传记，也真是不厌其烦！就是没引用印度文的原文。小题大作不要紧，由此而否定了《千年一叹》这部著作就荒唐了。
二是说余秋雨写错了去印度取经的两个和尚的岁数。
三是说，据说是亚历山大叫８０个军官与当地居民结婚，余秋雨写成了一万个。关于这一段，邵纯义正辞严地用了８个问号来质问余秋雨。
这都能算是多大的事呢？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邵纯先生的考证，尤其是他那种得了一点理就不让人的气派，要我相信他是个学问家也很难。我倒是想说，凤凰卫视找余秋雨从希腊走到尼泊尔，而没找别人去，不会没有理由吧？余秋雨为此一路匆匆，写了４６５页的书，邵纯先生事后消消闲闲地坐下来查找，也不过找出了三个错，而且还不一定是错！好了，想一想其中的比例就行了。有人一面否定他的学术地位，进行“污名化”，一面却又按照圣人的标准要求他，对他的每一个错误都口诛笔伐，在这样魔鬼判官式的审判面前，谁也是活不下去的！
朱健国的那一篇《余秋雨“抗批术”小结》，共计１９个页面，贯穿的时间是１８年，看来他是把批判余秋雨作为自己的一桩事业了。里面说的可就不是玄奘和尚岁数这样的问题了。他讲的是政治，说余秋雨是“四人帮”下面的活跃分子，“石一歌”里面的笔杆子。陈冲的那篇《把自己诉成被告》讲的也是这件事，不过更多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味道。请看陈冲的语言，说余秋雨是“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等等。“哦，天哪”，这全是公安干警与犯罪嫌疑人谈话时的习惯用语。作者陈冲，自称某年某月被人打成了“极右分子”，现在也久病成医，会用这一套来压人了。两篇文章中提供的材料，可信的并不多。我倒是看过《新民周刊》上发表的长篇调查，证明了余秋雨的清白。细节不必多说了，只说一条吧，余秋雨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担任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我知道，上海市清查“四人帮”的工作是特别细致的，难道能让一个有政治污点的人，担任这一级别的职务？我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在一家报社工作，凡是发表文章的作者，凡是消息报道中提到名字的人物，领导都要求我们打电话问一问，那个人是不是“三种人”（具体定义已经忘却，意思是曾经跟“四人帮”跟得很紧的人），当时挂电话、挂长途电话是很难很难的，可领导坚决要求我们这样作，一丝不苟。你想想，在那个时期，有那种污点的人，名字在报纸上都不能露一露，何况让他当相当一级领导呢？
朱健国和陈冲的文章，不过是拣起了余杰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类的说法。事情早已说清楚了，戏剧学院院长一职就够说明问题的了，死缠乱打，真没什么意思，倒叫人想起了“文革”时候的“揪叛徒战斗队”。从旧报纸里抓叛徒，把党组织作了结论的事重新拿出来乱搅，断送了多少人的政治生命！好了，退一万步说，就算余秋雨“文革”中参加过什么写作班子，那也是他的个人隐私，凭什么就要大肆张扬，凭这一点置人于死地？“文革”时整人有一招叫作“抛档案”，就是把档案里记载的，某某人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宗教组织，本来是不便于公开的，也都广而告之了，有意制造大家对他的恶感，这种手法，在新时代里还是不用了吧。
至于所谓余秋雨说的马寅初“两个‘呜’”的事，难道还能是余秋雨有意编造的？生活中总是少不了误传，谁知是谁传给他的，不能把责任全归到余秋雨头上。在本期《文学自由谈》中，刘金写了一篇文章，说到有人传说张春桥要和萧军打架，但是也有人说没有这事，莫非传错了一件事就至于影响到对这个人的人格评价？至于这两篇文章中一再引用的什么破书《石破天惊逗秋雨》、《秋风秋雨愁煞人》，围绕着人家的名字作文章，近乎人身攻击，真是不地道！以后咱们都叫个“狗剩子”、“二蛋子”，看他们怎么拿我们的名字写书！
我写了这么多的细节，实在都是多此一举。其实，这件事也不必这么嗦。应该从宏观方面想问题。余秋雨是近年来从中国民间涌现出来的文学大家，受到广大读者的尊敬。我们应当欣喜地支持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每一个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欢呼，赞赏他们，鼓励他们，就是真的发现了他们的失误，也应该“有话好好说”，像对那个外国人马悦然那样。谁要是在中国的文学界出点头，就把他批倒批臭，弄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让人人都如你我这样平庸，又有什么意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乱刮风的人将谁也刮不倒，反而在这呼风唤雨之中，暴露了自己的丑陋，起码也是不够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