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惜乎孩子变猎犬
作者：周 怡
鲁迅先生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一部图书《山海经》，就是醉心于其中的插图，以至于这部著作影响了鲁迅一生的艺术趣味。鲁迅在文学创作之余热衷于文学插图事业，参加和支持青年木刻画家的活动，甚至亲自动手制作封面插图，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源于《山海经》这部绘图书对作者最初的兴趣引发。鲁迅为此专门写了《阿长与〈山海经〉》，保姆阿长也因为给鲁迅带来这部“宝书”而在作者的心目中高大起来，以至于永留在记忆里。
可能是鲁迅喜爱插图的原因吧，他的小说在出版的同时，就有许多画家为之创作插图，由于鲁迅的作品不断再版，而插图也就一再出现新的创作。所以，鲁迅在《赠画师》中说：“愿乞画家新意匠”。上世纪３０年代初期，未名木刻社青年画家刘岘为鲁迅小说做插图，因此而有一些书信往来，共同探讨文学插图问题。对于阿Ｑ这一人物形象，鲁迅认为画家的理解有所偏差，提出自己的看法：
阿Ｑ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
鲁迅的这一批评，不仅对于绘画界，同时也给文学研究界以很大的启发。怎样刻划出阿Ｑ作为普通劳动者形象的一面，的确需要艺术创作的精妙之笔。
插图是对文学的一种解读，并以此帮助读者理解文字表述的内容。图画本身又是相对独立的艺术作品，文图并茂，形成相得益彰的审美效果。好的插图作品，影响是极深远的。如画家陈洪绶的《水浒传》人物造像，至今还成为影视剧创作的重要依据。然而，插图也常常会出现失误，造成文图相悖的矛盾，或有失历史的真实。
鲁迅对于自己小说的插图，观察异常细微，每个艺术细节都不放过。他给刘岘的信中谈到关于《孔乙己》的插图的失误：
《孔乙己》的图，我看是好的，尤其是许多颜面的表情，刻得不坏，和本文略有出入也不成问题，不过这孔乙己是北方的孔乙己，例如骡车，我们那里就没有，但也只能如此，而且使我知道假如孔乙己生在北方，也该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不难看出，鲁迅对于插图的人物性格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风土习俗都是极其重视的。显然，江南水乡的环境与骡车出行的街道是不和谐的，这应当属于画家缺乏生活所导致的一种错误。但鲁迅将它当作是艺术创作里的松动之笔，也算作是对画家的一种宽容。
为鲁迅小说作插图的画家大多是丹青高手，除上述刘岘之外，还有赵延年、蒋兆和、程十发、范曾等人，其形式有木刻、白描不等。但我以为，最能贴近文学原作精神的是丰子恺的插画。可能由于同乡、同行、同时代的关系吧，丰子恺就凭着他那颇具神韵的简笔写意画，将鲁迅时代江南水乡的芸芸众生跃然纸上。他的插图常常以小说中人物语言作标题，比如他为《阿Ｑ正传》做的插图，其中有一幅“断子绝孙的阿Ｑ”，正面是破衣褴衫的阿Ｑ与几位闲人在一家酒店的门口旁边仰面大笑，顺着他们的视线，可见小尼姑以袖掩面，虽是远去的背影，而受辱之状如在眼前。这与阿Ｑ诸人的快活相比衬，那份幽默里的沉重就愈加强烈起来。属于画家创意的一笔是店铺旁边的一块牌子，上书“孝贤毕至”，这本是旧时代生意场所中对顾客一般性的恭敬之词，但放在这里就将小说里的嘲讽意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阿Ｑ遵循的是“不孝有三?熏无后为大”的古训）与丰子恺先生的画相比较，我感觉其他人的作品就显得过于拘谨，过于吃力。
当代人画鲁迅作品插图，成功的就更少了。几年前我在绍兴，参观鲁迅少年时代读书的三味书屋，自然想起那些插图本的鲁迅作品，比如中学语文课本（也包括其它关于鲁迅的读物）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散文的插图就有明显的失真。三味书屋至今保存完好，是一幢三间通连的瓦房，中间进门处摆着八仙桌和木椅，都是当年的旧物。鲁迅先生的老师寿镜吾先生就坐在这张桌旁讲课。而课本上的插图却把这张八仙桌画成了一张大炕桌，成了官宦富贵人家的厅堂陈设，显然与三味书屋的格调不协调。我与李昌玉先生在绍兴参加鲁迅作品研讨会时，这位老先生发现了上例错误。此外，他还指出了《社戏》中插图与文章的矛盾，此插图出自于名家之手，画的是鲁迅外婆家——安桥头。鲁迅在文中写道：“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蓬的航船……＂至今，这“平桥＂尚存，是厚厚的条石铺成，高出水面一米许。这“平桥”就坐落在鲁迅外婆家门的右侧，不过一箭之地。遗憾的是，插图把“平桥＂画成拱桥，高大且优雅，弯弯若虹，像苏州城里的枫桥。此图除去违背了原文之外，更是违背了乡间真朴的风情。
文学插图需要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方面要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另一方面要求对文学原著的理解。否则还会闹出笑料。前年，我译完英国女作家爱·乃斯比特?穴Ｅ·Ｎｅｓｔｂｉｔ?雪的长篇小说《铁路少年》?穴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雪，这部小说曾经改编拍摄成一部同名影片，并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公映，片名是《铁路边的孩子们》，似乎更加生活化一些。出版社十分重视这部小说的出版发行，特请画家为译本绘制了十幅插图。然而，出书之后，发现其中的一幅插画搞错了，错得十分荒唐，而且还将它作了封面。插图是为第十一章《穿红衫的猎犬》而绘，显然，画家未能细读作品，就把“猎犬＂画成了真正的猎犬，其实，小说内容与猎犬毫无关系。文中描写的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儿童游戏：一些孩子扮作兔子在前面奔跑，边跑边撒纸屑，为的是在路上留下踪迹。而另一伙孩子扮作猎犬在后面追逐，并从纸屑上判断“兔子＂的去向，属“捉迷藏＂类型的把戏，不需要任何化妆和打扮。文中所说的“穿红衫的猎犬＂是指一位身着红衬衫追“兔子＂的男孩。具体的故事情节是，这位扮作猎犬的孩子在穿过一条铁路隧道的时候，在黑暗中摔倒并昏迷过去，得到了“铁路少年”们的救助，而这一次救助行动彻底改变了他们不幸的命运。在小说中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情节，“猎犬”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如果把这一场面绘制得成功，那将会给小说作品增光添彩。结果，画家把这孩子绘成了一只狗，一只真实的狗，而且像宠物那样，穿着一件小红衫，样子怪怪的。让人震惊，让人失望，让人啼笑皆非。译书装帧极好、画技也属上乘，这就更加使人感到惋惜。
西方近代作家中，不少的人士都能自制插图，如普希金留下的原稿手迹中，有许多是带有图画的，有的整页都是图画。今年春节，有一位朋友送我一本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里面就有作者的插图稿。现在，这样的作家已是罕见了。据说，贾平凹还能为之，但他的文、画、字各行其事，互不相干。不过，倒有的画家善作文，自写自画，平分秋色。我认为最优秀的要算黄永玉先生了，他的游记散文《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是其代表作，书中图文交融，美不胜收。难说是文中插图，还是图中插文了。当然，真正的文学插图理应“文为主，图相辅”的基本原则，但愿有好的文学，也有好的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