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昂贵的“废纸”

作者:陈大超




  路上遇到一位朋友的父亲,站着说了一会儿的话。他问我离开单位之后,还为自己的档案交费吗?我说没交。他说没交就对了。然后就说他儿子出国后,他为了保住儿子的档案,就替儿子到原来的单位去交档案管理费,别人说一年要交五百块,他也真的每年去交五百块。当然是瞒着儿子交的,一共交了六年,“结果呢,他那个厂子终于彻底垮掉了,垮得骨头碴子都没有了——那些档案呢?前天我碰着那个管档案的人,他早已下岗了,他说那些档案混在别的废纸里,都当废纸卖掉了。”说到这里,他不由得连连摇头,“早知道是这样,我一分钱都不会交的,三千块钱啦!就那一包废纸,让我花费了三千块钱!”
  但说着说着他却笑起来了,说还是他儿子有眼光,他儿子要不走,现在也是一个两手空空的下岗工人了,说他那三千块钱,也是吃的没有眼光的亏,“他走的时候就叫我不管他的事了,但我还是要管,结果呢,还是他对了,我错了,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并不是越老越有眼光,相反,一个人如果脑瓜子里装的都是旧东西,他只能是越来越没眼光。”
  为了安慰他,我说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儿子是学美术的,却被分在一个修造厂里当技工,儿子实在干不下去了,就在改革开放之初,什么都不要,跑到南方闯世界去了。为了保住他的档案,他的父亲也是每年去交钱,也是瞒着他早已在南方开广告公司发了财的儿子交,前前后后,一共交了六千块,结果那个厂子也是垮了,档案也不知弄哪里去了。说得朋友的父亲笑起来,说“实际上只是为了一包废纸,却花了六千块钱,真是太昂贵了”。
  我原来也是看重档案的。说来有趣,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父亲斗气之后决定私自出走。都走了几十里路了,我突然想起我的入团手续都是办好了的,我已经是个有了“政治生命”的人了,我这一走——离开了那些手续,我岂不是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了?这样一想,我就掉转头来往回走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人看来,一个人的档案,就如同他的政治生命一样,一个人一旦失去了他的政治生命,就是活着,也是会活得灰头土脑没有任何人生光彩和价值可言的。好在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人们的这种认识已经渐渐被改变过来了,到了我6年前辞职回来专事写作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彻底没有档案就是政治生命的念头了。我想我只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我只要能源源不断地赚来可以养家糊口的稿费,我就仍然可以活得很“体面”,很“荣耀”——想想看,全孝感五百多万人口,就我一个人的挣钱方式生活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啊!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吗?
  对了,现在这个时代,允许人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挣钱方式生活方式了,也就是说,有的人在失去了可以从政的政治前途之后,他还可以选择依靠自己的“法制生命”来活着的生活。这个“法制生命”,是我临时拼凑的词,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法规,他的生命在这方面是清白的,他选择什么样的挣钱方式,生活方式,都是体面的,是既值得自己引以为荣也是值得他人尊重的。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许多人做出了放弃档案,主动下岗去寻求自我发展的选择。这些人,表面上是把自己的档案看得不重要了,实际上却是把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志趣、自己的尊严,看得更重要了。一个国家有更多的人这样去做,这是一个走向强大的的标志。
  今天看到一篇《圈养作家时代的终结》的文章,说“广东文学院将于年底前再度改革。此次改革的要点是不再对签约作家发放创作津贴和出版津贴,改‘养人’为‘养选题’,并且不再设院外作家。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传统专业作家体制,率先在广东‘寿终正寝’”。这也意味着很快很快,将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只有“文学生命”而无“政治生命”了。也就是说,那些代表着作家行政级别和政治、经济待遇的档案材料,将不再发挥着神奇的作用,也不再会是关系着作家们荣辱富贵的命根子——作家们的荣辱富贵,将仅仅只与自己的创作能力与文学成就有关。真到了那时,作家们会不会将过去的档案,视作一包废纸呢?
  我并不想把档案说得一无是处,毫无用处,我只是想说:一个人活在一个不被自己的档案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束缚住自己的思想规定死自己的命运的时代,事实上那是非常美好非常值得庆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