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从《无字》看当代女性启蒙的困境
作者：施津菊
《无字》叙事中的第一代女性墨荷，从２０世纪初嫁到叶家就开始了中国传统家庭体制中旧式妇女卑微的生存状态：无休止的操劳与在生理极限上的不停歇地生育——奴性与工具性的代表。她对于生活甚至生命都听之任之，这是在久远的历史中，女性因依附于人受制于人到完全丧失自我主体意识，对自身的存在缺乏终极关怀的麻木愚钝的状态，是尚未启蒙的旧式妇女普遍的生存现实。
第二代女性叶莲子的一生，代表了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的前启蒙期。“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历史积淀的文化期待与社会认同之于叶莲子们的要求与命定，一旦被丈夫抛弃便失去了生存的一切根基，又处于那个政局动荡战火纷飞的历史时期，流离失所、水深火热的生存苦难自不必说。之所以说她代表中国女性解放的前启蒙期，是因为她千难万险又无依无靠地从经济上的依附型转变为自立型，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在无性别意识或其性别意识极其混沌的状态下，迫不得已的求生本能使然，还算不上是女性自觉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因而只是女性启蒙前的铺垫。即使如此也是必须的，它完成了“出走后”的娜拉和子君都没有解决的经济上自立生存的问题，虽然十分艰难。
第三代女性吴为生于日本侵华时期，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父亲像摔出去一件讨厌的东西似地把她扔了出去，几乎摔死，以及和母亲一同经历的被遗弃后无以依靠的、无家可归的贫穷、寒冷、饥饿、孤独和恐惧。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使母亲有了自立的保证也使她有幸成为大学生。在那时，经济自立已经不是问题了。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情感挫折使她除了有两个女儿外，就是在“文革”时，丈夫的到处揭发和张扬，等于烙在她额头上标志着永远耻辱的“红字”，这“红字”同时也就烙在了她的母亲和女儿禅月的脸上。在孤独和苦难的磨砺中她拿起了笔，并逐渐成为著名作家，但生活依然残缺。西方有学者认为，当宗教的救赎作用隐退后，充当救赎作用的是艺术和性爱。而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宗教的作用向来就不明显，也就无所谓隐退。艺术的救赎作用对于本身就是名作家的吴为来说，也没能把她从自我否定中解救出来。救赎的可能之路就只有性爱了，而这又是人内在最深刻的要求。
对性爱救赎的渴望已见于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话语，像《海滨故人》、《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并且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物性的感官欲望层，而是企盼和寻求那份精神的寄托与灵魂的栖息。这在张洁的诸多文本中，性爱救赎之路有着从执著的坚守到绝望的弃绝这样明晰的发展轨迹。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美好精神家园期盼的执著与坚守，到《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有勇气吗》的疑虑与反思，再到《红蘑菇》中无力面对与无处逃遁的无奈和悲哀，直到《无字》中彻底失望的弃绝。女性形象也由期盼家园时的优雅淑静的钟雨，到进入家庭在新婚燕尔时就被丈夫认为她只是性，从而使她也糊涂了自己究竟是性还是人的丁小丽(《他有什么病》)，再到本来不疯不傻仪态端庄美丽的演员，硬是被丈夫说成像个神经分裂症患者而使她自己也觉得心智不足的梦白(《红蘑菇》)；到了吴为这里，精神家园的寻求之路已经走到了荒芜之地，两性之爱已变成无休止乃至无处不在的勾心斗角，尽管有着清醒的女性意识，吴为还是在逐渐丧失了她的整体性的同时，也丧失了她的个体性，以至于她不再能够自我认同，甚至不能自我认识，她只能痴呆了。在只记得妈妈和女儿的痴呆中，吴为却清醒地完成了自杀。痴呆与自杀既是吴为曾经为之不懈追求并献身的性爱救赎的悲惨结局，也是她对性爱救赎彻底弃绝永不妥协的反抗。可见，艺术和性爱的救赎对于吴为来说，都成了幻灭，而这又是绝对清醒中的幻灭。这就意味着这两条路对于中国广大的女性来说是行不通的。吴为的结局似乎在暗示：中国女性的启蒙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努力之后到当下的今天却陷入了及其尴尬的无奈与异常困惑的茫然。
叶氏家族的第四代女性禅月与枫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她们是肩负中国女性继续启蒙重任的后来者。禅月出国定居，远走他乡似是一种重新开始，也似是无奈的逃避。其实，整个的世界文明便是建立在男性权威之上的，何处又能是女性真正的归程呢?芽所幸的是西方的女性主义启蒙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比中国要早，而且也还方兴未艾，所以尽管是逃避，抑或还可以说是一种投奔，但对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来说这是可望不可及的，也就失去了普遍意义。枫丹则走入了另一个极端：自己的事业有很好的发展，但从来没有婚姻和孩子，即没有所谓常人的幸福。这当然也不是健康的性别文化与公正平等的社会期待。这是否也在暗示：新一代女性可能已经放弃性爱救赎的希望而在寻找自我拯救的途径?芽当然，枫丹的自我拯救已非限于生存安全，而是在更高层面上把自己从女性永远自我不定的那种状态中拯救出来，这既是过程也是目的，也是当代女性启蒙所面临的新的课题与任务。这或许也正是出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上半叶的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笔下的人物，放弃异性救赎而转向表现姐妹情意的同性关爱的原因。而张洁的一系列性爱救赎幻灭的叙事，正好注释了林白、陈染们为何转向姐妹情谊叙事的内在根源。
这样，中国女性启蒙从１９０６年秋瑾创办《女报》开始倡导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至今也不过百年。女性的启蒙从不自觉如叶莲子到完全自觉的红木棉形象(舒婷《致橡树》)所抒发的对两性平等的情感与性爱的追求，实在是有了飞跃的发展，而这后者单靠女性自身的解放是不可能达到的，它还有待于也必须是两性共建才能完成的。因为枫丹和陈染、林白笔下的那些女性形象都在证明着：越是有着清醒的女性意识，越是优秀而又能够自我认同的女性，便越容易陷入枫丹那种尴尬的处境。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中国女性的启蒙虽然并没有丧失美好的前景，但启蒙的现实——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寻求与探索都面临着进退两难举步维艰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