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
作者：施 亮
从实质上讲，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与现代实证史学相距甚远，说是史学，毋宁说是哲学或文学。后人赞为楷模的太史公司马迁著述的《史记》，记叙中就充满了神话色彩，史记卷五十五的留侯世家，难道谁能相信授书张良的那位圮上老人真的就是谷城山下的一块黄石吗？这样的文学笔法在《史记》中比比皆是。古代史籍的著述思路，大都是“孔子作春秋”式的，无论是以史为鉴，以史为法，或以史立言，最终不过是为了弘扬王道而已。而且，现实政治的需要才是传统史学家们操作时的主流取向，于是删削历史，掩盖历史，伪饰历史，成了中国文人们的拿手好活儿。如此的传统绵延不绝，直至当代。譬如，钱钟书先生曾经讥讽某些回忆录作者，书里边能有一半真货就不错了。他们写历史好像写小说，可以任意编造和虚构。
应该说，李辉所编著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一书的出版，是对传统史学理念的颠覆。它既不是记叙历史，也不是删削历史，而是恢复历史的原生态，展现历史的原始文本。这是一本奇书，它得自于编著者李辉在上个世纪末的一次奇遇。１９９８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出现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被当作文物出卖。它分六册装订，封面上印有“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显然，这批档案是经过劳改单位整理的。本来这批档案在杜高先生获得平反以后，应该化为一缕青烟。但是，它却被奇异地保存下来，成为历史的实证。
最近，杜高先生所著《又见昨天》，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被列入了“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这一部回忆录原来有一个副标题，叫“解读《杜高档案》”。也就是说，这部回忆录正是由于那部《杜高档案》而引出的。杜高认为“是一个神秘的主宰”保留下这份历史遗产，“后人将从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同时也从一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所以，他“愿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来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正是这样的主导思想，杜高注意客观地叙述史实，恢复真相，讲清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而绝少有动意气的评论言语，书中还摘引了许多“附录档案原件”，使读者能够更客观地了解事情的始末。作者尤其注意还原历史图景的原生态，不仅仅是心理化氛围的原生态，而且是真实现场感的原生态，这时候个人的回忆不再是抽象的、判断性的，而是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生片断。
有一位理论家屡经人生劫难后幸而生还，心有余悸地说，过去是“士可杀而不可辱”，而那个年代是“士既可杀，也可辱”。杜高的《又见昨天》就是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一代知识分子“既可杀，也可辱”的不堪回首的历史。他在“文革”时期的南京街头亲见了“士可杀”的一幕可怕场景，那些人都是曾经和他一起劳教的右派，有的人还是他的好朋友，在危难时帮助过他。他们或是外贸部、编译局的翻译，或是聪颖的大学生，被枪毙的罪名是企图偷越国境，或煽动知青回城。那四个人被绑赴刑场的一瞬，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是冰冷的，是恐怖的，也是难以磨灭的。更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一张死亡名单”，所录十人中，其中有四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二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剩下的也是外语学院、工业学院等大学的学生，仅仅是由于言论与思想问题，被带上右派帽子，送去劳动教养，在那个大饥馑的年代里被活活饿死。有的学者不是对三年困难时期有没有饿死人还存在疑问吗？这张名单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据。那个年代的“士”们，有些被斩杀，有些被饿杀，更多的人却是被辱杀的。他们的自尊被折辱，心灵被扭曲，最后，“我不再是‘我’了”，他们成了重复报纸语言的动物。在劳改农场中，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毛振璞，听说他父亲在“文革”中被学生们批斗而自杀了，他却挺胸昂首，慷慨激昂，高呼打倒他父亲的口号。这位劳教中的右派竟成了非常革命的“左派”，让人瞠目结舌。看到这样一位“士”被彻底改造的奇迹，我们也就明白了，这些被劳教的右派们为何要互相告发，互相攻讦，以争取立功赎罪。一个社会的“士”们尚且如此，那么一个民族的道德信仰安在？
杜高的《又见昨天》，也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史。他是一个“神童”作家，１９岁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集，２０岁开始担任专业编剧，三年时间就出版了三本书。可是，这位洋溢着才华的青年作家，他的命运也是不幸的。由于跟路翎的友谊，１９５５年牵涉于胡风案，被隔离审查一年半之久。刚释放出来，又赶上了反右运动，他和几个年青知识分子一起被打成了“吴祖光小家族集团”。杜高真实记录了那一场又一场梦魇般的政治运动给他打上的心理烙印，从最初的诉求、辩解到无奈的挣扎及至精神上的崩溃。他甚至编造自己如何填表加入国民党，用自污来缓解对自己的巨大政治压力。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为整人者们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在搜罗罪证时，他解放前写作的一篇讽刺国民党统治的小文也被说成了反动宣传品，而这些政治诬陷又都是有计划地为其划成右派、送往劳教罗织与预定罪名。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写自己的思想活动，却通过对一个一个人物和场景的描述，来反映自己的人格、自尊被扭曲、被变形的过程。后来，那些斗争他的人，也大都遭遇了与他同样的命运。他们当时在整肃别人时的人性扭曲，却又在自己也被整肃时又一回被扭曲过来。书中在“劳动教养”那一章，我们又看到杜高真切地表现了自己的人格、自尊被主动扭曲、主动变形的过程，除了非人的生活环境与劳动环境外，劳改队里又是一所严酷的“思想监狱”，犯人的每一句牢骚都可能被告发，成为同犯立功的机会。杜高就是由于不慎对同伴讲了对管教人员的怪话，又被延长了劳教时间，从三年被无理地延长至十一年。再看到书中“附录档案原件”的《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最后写到他“尚能靠拢政府反映情况”，也汇报了另外几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在长期磨难中，他也从一个被告发者不得不成为一个告发者了。这真是使我感慨万端，在那场历史大灾难中，每一个人身处可怕的政治迷圈里都是承受者，又是执行者；都是受虐人，又都是施虐者；又有谁能逃脱？前一时期，我曾经关注过一位青年评论家与一位著名散文家关于“要不要忏悔”的争论，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时代主题，并不只涉及对某人的评价。《圣经》里有个故事，一个妓女在街上，许多人用石头砸她，耶稣说只有无罪的人才可以打她，所有人都罢手了。确实如此，我们每一个扔石头的人，自己也当是被石头砸的人。所以，我钦佩与尊敬杜高先生，他客观而毫不掩饰地写出真相，也不讳言自己灵魂的污点。这种敢于袒露自己缺陷的勇气是一种高贵，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稀缺的品格。
杜高的《又见昨天》，其实并不仅仅是解读他的那一堆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档案，也不单单只是回顾自己那段特殊的痛苦人生历程，他是在做一个“世纪工程”，把已经干枯风化的历史又变得有血有肉，然后，他带领我们逼近历史，审视历史，引起我们思考，而这一切正是为了明天。或许，被称为“新生代”的年轻人最应该读一读此书，因为，这样的“昨天”并不只是老一代人的，作为历史来讲也是所有人的。而且，昨天、今天与明天，对于我们来讲，也都是联成一起而不可分割的。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０日定稿于北京白云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