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写作的个人化意义
作者：仵 埂
在２１世纪的中国，一个不断发育的市场经济伴随着物欲化的膨胀飞速来临，我们面临着和鲁迅一样的困惑，强大的物欲化的社会在排斥和否定思想文化的先导者，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学术著作经常性的遭受冷落。这是商业化社会的必然，它所喜欢的是将文化娱乐化，商业化的根本是取悦于人的，是导引人日益感性化、享乐化，或者说娱乐化。将一切娱乐化是人类的福音还是人类的灾难？世界上还有没有深沉的情感，深沉的忧思？这是我思虑的中心。是我对自己魂之所系的写作在深处质疑的地方。你的工作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呢？这一方面的质疑，我在思想史家李泽厚身上也看到了，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写道：“我记得每次走进图书馆的书库时，几乎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望洋兴叹，惘然若失。再博览，书总是读不尽的；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书，我何必再来添一本？活着就是为了皓首穷经来写书么？我应该写什么样的书呢？……这种非常幼稚的感受和问题，对我却似乎是种严重的挑战。‘百无一用是书生’，自误入文史领域之后，我是深感自己无用才来写书的。”
我对自我的深深困惑当然与现实的迫压有关，在现实层面上，我希望自己活得不说富足，至少能攀上小康的水准，因而也曾毅然下海淘金，但秉性使我在淘金时不能忘却文化本性，或者说，对文化执迷的根性在深刻影响我将自己从根本上蜕变为一个商人。对人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对钱的理解以及文化情怀使自己不能进入严酷的为金钱搏斗的状态之中。这是文人的悲哀，也是文人的骄傲。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众人皆以“利”为最高价值和尺度，人文知识分子以什么确立自身的价值？傲骨从何而生？自古以来，文人的遗世独立，抵御滚滚红尘，对现实始终抱有清醒的批判姿态，依靠的就是这一点傲骨。假如文人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哪来的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和人道情怀？所以说：文章憎命达。这大约是文人的宿命。
卡夫卡说：我的写作是为了缓解我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所以写作是“祈祷的一种形式”。卡夫卡在八十年前说的这句话，今天我仍感到了对我所具有的现实关联。缓解自我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自我的生存困惑。个人对现实的这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源自于现实对自我的强大否定，源自于自我的不合时宜，源自于自我坚守的东西和现实存在的剧烈对抗。外在化群体社会的要求以及对自我内心生活的否弃与剥夺。所以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自我化的写作，成了面向自我心灵的写作。卡夫卡在死前曾有遗言，让他的好友将它的所有的手稿著作付之一炬。他并没有想到留名青史，他是真正的为自己的写作。自己离开人世，作品的使命就完结了。可惜他的好友违拗了他的愿望，将他没有发表的手稿整理出版。我做不到卡夫卡对生命认识的境界和对写作的深邃理解，以及他对写作所处的超然境界和决绝态度，我反复的问我自己，你写作是为了什么呢？我想来想去，为了爱我的人和我所爱的人。
在我四十余年的阅历中，我的永远拙于言词表达的母亲，每时每刻总将关爱的目光投向她的儿子，她的无限牵挂，使我在心灰意冷的时刻，总能感到一份温情。母亲从未向儿子索要过什么，直到今日，暮年的生命已苍老得早没有了热力，但她还未学会索要，她习惯于给予，她总想无限的给予。说起往事，她总是无限缅怀往昔拉扯着我们几个孩子的艰难岁月。那时，她活得有劲，那是她能够给予的岁月。我的弟弟，在我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俨然像兄长一样关心我，因我的状态而焦急、而不安、而生气。从部队回来，忘不了我读书的嗜好，千里迢迢带回康熙字典。因我的每一次变化而喜悦和高兴。妹妹，在我个人境遇最艰难的时刻，常常因我的困窘而背着我掉泪。亲人构成了我生存的意义世界的背景。
我非常喜欢朋友，在我的生活中，他们构成我的意义世界另一重要部分，使我的意义世界更加丰盈而饱满。一个朋友，听说我要出书，毫不犹豫的尽其所能地帮助我，让我震惊，我震惊于这种信赖。我知道在一个物质化的世界里，情谊所具有的超功利性的动人的一面。我的这本书，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利益，我也没有能力可以跟他交换。他也没想在对我的帮助中获得什么回报。至今一想起这件事，内心深处就被隐隐触动，我记住了，世间还有一些美好的超功利的东西，值得你好好珍惜。还有一个朋友，对我的关注倾尽心力，你的一点一滴，都会在他的内心引起波澜，你觉得世间还会有人如此记挂自己，如此将自身和他连在一起，他成为你的最好的读者和最大的动力，你觉得自己一生不干点有名堂的事情，实在是有愧于他期待的目光。在这时候，我多么想向爱我的朋友打开我自己，发展我自己，证明我自己。让朋友因我而自豪而骄傲。
一个人在生命的存在中，必定有支撑自己的东西，就是说，必定有什么值得他兴致勃勃的活下去干下去的理由，没有一个支点，就像一座大厦没有了坚实的根基一样。卡夫卡也说：“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生活本身是非常艰难的，对于大多数非成功人士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受难，不管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困窘似乎永远和他们相伴。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对生活抱有欣然的期待呢？俄国诗人叶赛宁１９２５年在诀别人间的时候写到：“人世间，死不算什么新鲜；可活着，也并不更为稀罕。”马雅可夫斯基，这位无产阶级诗人，针对诗人叶赛宁的自杀而批评和嘲笑他，写下“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的诗句。可没有几年，他也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是呀，每一个人，不管是愚钝的还是聪明的，总是自觉不自觉的为自己寻找活下去的合理性和理由，尽管他出生时总是身不由己。但生下来后，却总要追寻那难以追寻的理由。我想，浸洇着中华民族文化理念的我，之所以对于生还有点儿兴趣，是因为我对人本身还没有失望，我还在相信着世间具有美好的情愫，有着真正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尽管当今世风浇薄，仁爱已日益淡薄，但我还是能感受到爱的伟大和神圣。在许多时候，我将那份非常珍贵的情愫埋藏着，秘密地绝不示人，它是我对人世所抱有的信念和留恋。并非它的隐私性我不示人，而是因为它的珍贵，任何的亵渎，都是自己对自己心灵的漠视。我和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也许只有它来缓解。
在一个从小没有宗教背景的国度里，我还能靠什么来安慰我的魂灵呢？因此，我想我写作的动力，也无疑来自于爱我的人和我所爱的人，的确，我原始的深层动因不是那不着边际的我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性读者，而是我能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他们。我将我的所思所感写成文章献给他们，希望他们喜欢，真心的喜欢。我想，假若他们能发自内心的喜欢我的文章，那么，也一定会有一些读者喜欢，能这样，我就十分的惊喜了。我跟他们娓娓交谈，从而达到我和这个世界的沟通。以此来显示，生命在活着时的状态。“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