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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歌
作者：李国文
公元858年(宣宗大中十二年)，晚唐诗人李商隐，被罢盐铁推官，回到郑州荥阳后不久，忧郁而卒。诗人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写了一首七律《锦瑟》。清代编《全唐诗》，将此诗列于《李商隐卷》的卷首。看来这首天鹅之歌，显然是公认的诗人代表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人的绝唱，写得美妙绝伦，意境无穷，堪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天籁。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动情，为之倾倒。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它，弄通它。可它的艺术魅力，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撼，却是每个读者绝对真实具体的感受，不能不认为是诗的一种奇迹。
在那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的诗境里，人们所读出来的：那浪漫神秘的恋情，那温馨甜蜜的思念，那绮丽美艳的伊人，那音韵犹存的锦瑟，那讳莫如深的往事，那难能自拔的伤感，那既嗟且怨的命运，那惘然若失的梦幻……所有的这一切，读者忍不住掬心自问，诗人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于是，宋以后，至明，至清，至民国，至当代，一千多年间，中国文人中间好玉溪生者，无一不在费尽心思，破解这首诗一样的谜，谜一样的诗。
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意味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没有什么兴味了。他让你猜，又不让你猜透，这就是李商隐《锦瑟》的妙处所在。中国有很多探求这首诗究竟的人，一上手，都认为这是不难剖析的谜，但深入堂奥，如坠五里雾中，其歧义性，多解性，隔膜处，存疑处，纷至沓来。愈解愈迷惑，愈破愈茫然，终于不得门径，无功而返。结果，就成现在这种样子，瞎子摸象，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形成一致公论。
你不能不赞叹，不佩服，一首28个字的七律，历经千年春秋，不但有人拜读，有人赞赏，还有人研究，有人写文章，这大概便是真正的不朽。看来，所谓不朽，是时间说了算，是由后代的人说了才算。当代人对当代人动辄锡以“不朽”的评价，那是不作数的。
近几年间，中国文学界常有一些搞笑的，香港人说的那种“无厘头”事件出现。忽然间，某位评论家或某几位评论家，在报纸上露布出来当代十位“不朽”的文学大师排行榜，人五人六，果然了得；忽然间，某位教授或某几位教授，在刊物上隆重推出20世纪十部“不朽”的文学作品排行榜，像模像样，煞是壮观。
看到这些很“八卦”的东西，觉得痛苦的同时，也不禁觉得好笑。显然，这些评论名流，这些教授大人，恕我失敬，其汉语语汇，肯定相当贫乏，因为他们想不出别的褒誉之词，为他们所捧的对象戴上桂冠，于是滥用名词，乱封“不朽”。同时，这些评论名流，这些教授大人，还相当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压根儿不知道所谓朽或不朽，绝非同代的某个真敢开牙的人，或某几个自以为嘴大的人说了算，是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验证，才见分晓的。
然而，这种卖野人头的戏码，断不了在当代文坛上看到，常常使我有不知何故的惶惑。后来，我恍然大悟，捧角，尤其捧坤角，是中国绅士排泄荷尔蒙的一种形而下的手段。这种借捧场来宣泄，来发泄，来排泄的行为，以旧时北平戏院最为常见。坤角出场，必有彩声，台上抛出媚眼，台下叫好连连，如此互动场面，瞧着吧，台上为风骚戏子，搔首弄姿，台下为有钱兼有闲的绅士阶级，“性”趣大发，以及花钱雇佣来造势和帮闲的篾片，在起哄架秧子。
所以，你就懂得，为什么近年来的文学排行榜中，总少不了女作家，总少不了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作品，道理就在这里了。说到底，文坛也是戏场，捧角之风，自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因此，抬捧起来的“不朽”，烘托起来的“不朽”，篾片造势的“不朽”，红包收买的“不朽”，很大程度上是关起门来做皇上，纯系几个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出门作废，过时作废，不必当真，一笑置之。如果上帝一下子给中国文学，降：临如此众多的“大师”，和如此许多的“不朽”，我敢肯定，上帝吃摇头丸了。
即使唐代，中国的诗歌王朝，说得上为真正不朽的诗人，也是屈指可数的。
李商隐，算得上一位。他，字义山，号玉溪生，生于公元812年，死于公元858年，是个很不顺的晚唐诗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顺者少，不顺者多，也是无争的事实。但如李商隐这样“坎壈终身”(《旧唐书·本传》)的不顺者，而且不顺到只在世上活了 47年，就一命呜呼，还是不太多的。
“坎凛”，以字义来解，当年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不很平坦的意思。李商隐的一生，十岁丧父，三十岁丧母，四十岁丧妻，三次考场败北，五次幕府下岗，七次转业另就，这条实在太艰难的人生道路，真够我们这位诗人在其短促一生中，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熬过来。
因此，这首在最后岁月里写成的《锦瑟》，凝固着他的全部人生历程，缩微着他的全部感情体验，如同贝多芬那支《命运交响曲》，每读每新，总能敲动着人们的心扉，与之共鸣。
这种以千年为单位衡量出来的不朽，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
唯其不朽，一千多年来，李商隐，成为关注之焦点，研究之重点，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谈唐诗，首推三李，他是压轴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但美不可言之处，对整个唐诗而言，可谓枇杷晚翠，异峰突起，形成闭幕前的高潮，结束一代盛事。尤其他的这首天鹅之歌，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近人钱钟书，或注或释，或议或评，无不竞为时尚，显示高见卓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把功夫用在《锦瑟》上，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所有琳琅满目的名人解读，概括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诗中有人，一类认为诗中有物。认为有人者，又各有所指，或情人，或恋人，或爱人，或亡人，或诗人本人。于是，这首诗的热烈精彩，就都从这方面着力，也都从这方面出戏。
诗中有人，有一个极曼妙的女子，为最早出现的说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
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宋刘攽《中山诗话》)
刘贡父云：“锦瑟，令狐绚家青衣。”亦莫能考。(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宋计有功《唐诗记事》)
适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宋许恺《彦周诗话》)
当然，最早的说法，不一定是最具权威的说法。但刘贡父，即刘放(1023—1089)，北宋史学家，是最接近李商隐《锦瑟》写作年代的北宋文人。姑且说他的传闻，很大程度是道听途说，但应该比他年代稍后的那些所浮想，所附会的说法，可信性要高。其次，刘放参与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应该有着历史学家治学的严谨。所以他在行文口气中，加了“或谓”两字，以示存疑。然而，他的“青衣说”，对这首诗，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宋人认作咏物，以适怨清和字面附会穿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处，更说不通。学者试尽屏此等议论，只将题面作青衣，诗意作追忆，读之当自踊跃。(明胡应麟《诗薮》)
此诗自是闺情，不泥于锦瑟耳。屠长卿注云：义山尝通令狐楚之妾，名锦而善弹，故作以寄思。(明周埏《唐诗选脉笺释》)
再以李商隐为令狐楚的得意门生，亲信下属的双重身分而言，也为“青衣说”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旧唐书·本传》：
商隐幼而能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多次科举失败后)，开成二年，(经令狐楚力荐)，方登进士第。
算起来，他从十八岁，大和二年(829)起，投靠，追随，信奉这位恩师，直到二十六岁，开成二年(837)，令狐楚病故，另谋高就止，近十年功夫，他是以首长秘书的身分，生活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府，备受呵护，几乎成为其家庭一员，这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风流蕴藉，满腹才情的诗人，与一个名叫锦瑟的漂亮侍女，耳鬓厮磨；或者，与一个善弹锦瑟的美丽乐伎，过从亲密，或者，与一位身份为令狐楚之妾，另有一说为令狐楚之子令狐绚之妾，有过不伦之恋的私昵，这些足够编成连续电视剧的爱情故事，曾经在令狐老爷或少爷府里发生过，是很容易推想而及的。
当然，这些很世俗，也很庸俗的设想，会令正经人摇头不迭。但以今观古，诗人也是人，也是饮食男女，也是性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供求者。因此，要求一个18岁至26岁，时值青春期的李商隐，成为蹈规循矩的正人君子，也太道学先生了吧?
何况在唐代，整个社会风气趋向浪漫，男女情爱持开放态度，因此，文人风流，视作雅事，即或逾矩，也不至于出现《锦瑟》诗中那样严重的后果。所以，稍晚于刘放的苏东坡(1036— 1101)，对《锦瑟》持相反看法。
山谷道人读《锦瑟》，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刘贡父诗话》以为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黄朝英《缃素杂记》)
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不以为然。
此诗说者纷纷，谓锦瑟为贵人爱姬者，刘贡父也；谓为令狐楚之妾者，计敏夫也。自东坡谓咏锦瑟之声，则有“适怨清和”之解，说诗者多奉为指南。然以分配中两联，固自相合，如“无端五十弦柱”、“思华年”则又何解以处此?详玩“无端”二字，“锦瑟弦柱”当属借语，其大旨则取五十之义，“无端”者犹言岁月忽已晚也，观下句自见。顾其意言所指，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荚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畹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清王清臣、陆贻典《唐诗鼓吹》)
一首绝妙好诗，是阅读不尽，也品味不完的，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每个读者，所读出来的《锦瑟》，其实都是加上了自己感受的镜中之象，搀进了自己体味的水中之影，不但不会同于别人，甚至也不会同于上一次阅读时的自己。因为这首诗中，那缠绵悱恻的思绪，伤感怅惘的情调，典故隐喻的深奥，诗人生平的附会，为读者阅读时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于是，许多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未必不无道理的推论一一出现：或曰追思他的艳遇；或曰悼念他的亡妻；或曰他的人生总结，或曰他的创作回顾，或曰顾念唐室，故国凋零，伤时感世；或曰羁旅他乡，久客思归，不胜懊悔等等。
我不禁想起法国作家福楼拜，当他的名作《波法利夫人》出版后，得到很大轰动和赞誉，从此享誉法国文坛。有一次，他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曾经语出惊人的宣告：“波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就是波法利夫人!”曾令人目瞪口呆过的。因为，那个肉欲的荡妇波法利，与多病的老单身汉福楼拜，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这位文学大师却道破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作家笔下的描写对象，为天为地，为山为水，为人为物，为虚无缥缈的空，为柴米油盐的实，其实都是在写作家自己。因此，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作家寄托其心灵的所在。不是文如其人，而是文中有其人。法国另一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是至理明言。
作品的不朽，也是作家心灵的不朽。
因此，清人王清臣、陆贻典所说的：“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畹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倒有可能是理解这首天鹅之歌的一把钥匙。
也有论者引用李商隐一篇《上河东公启》的骈丽短文，用诗人的自白，为其艳情作品并无所指辩解。虽然，在他的诗中，欲言又止的浪漫之思，吞吞吐吐的情爱之怀，钗头粉钿的香脂之气，衣衫寒串的肌肤之亲，使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但是，李商隐向这位显然太正经的老爷子申诉：“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这段话的要点是什么呢?柳大人，我尽管写了一些芳菲悱恻的浮艳篇章，但诗只是诗，并无实指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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