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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处境
作者：周冰心
纵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叙事走向和叙述追求，谁都不会怀疑这是身处一个消费时代的写作场景，商业化、欲望化、时尚化、器物化都被捆绑于以“消费”为轴心的叙事链条上，人与人，事与事，你和我，我和他(她)，这种人类社会的关系纽带都身负这种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结构已成为普遍模式参与文本叙写狂欢，用“消费”来罗织一切事相关联，平面化、卡通化、无厘头化、“大话”式、“戏仿”式的拟真叙事情境。
中国文学进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期在以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知识里孵化的主流文学(亦是主导文化)开始在全球化跨国资本、“消费乐”文化潮里变得无所适从。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被弃之后院，形成了鲁迅笔下荒芜的无人看守的“百草园”。中国作家失去了往日“灵魂工程师”高端神奇，渐入民间，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还有精神信仰。理想、先锋、启蒙、浪漫等都一夜之间在文学中撤除，文学迎来了崭新的“消费时代”。“消费”文学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概约性关键词。我曾经在2001年6月5日的《文艺报》上首提“消费文学”概念，直陈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景观：“欲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游戏生活无序、物化消费盛行、审丑庸常拼贴、反文学‘肆虐”’，当代文学也由“意识形态化”转向“意象形态化”。文学不再承担“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叙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隐秘——庸俗”小型叙事的泥淖，文学成了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没有了昔日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环”，这以八十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坏性”出现为肇始。到九十年代初期，一批女性“私小说”作家的涌现，将这种“个人化私我小说”发扬至极致，叛逆、自我、独行、神经质、敏感、性幻想都成为那个作家群的一致叙事模式，她们为身份、性别和青春而焦灼不安，为消费社会的前奏作了暴风雨式的神情、内心试探实验。
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一批所谓“晚生代”作家将“消费文学”推向高潮，以此同时出现的是一代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以女性居多)横空出世，她们无所顾忌，是得商业时代“消费至上”原则精髓的中国第一代写作者，以“身体写作”和“下半身”(甚至有人将此作为某个诗歌刊名和流派)思考示人，用欲望本文加速向全球化“国际身份”确认靠拢，以此想融入强势国家文化序列，他们都用女性“身体”作为叙事媒介参与欲望、消费狂欢，构筑成绚烂纯粹的“消费文学”世界。文学界(期刊和评论界)在狂热哄抬她们时，出产了充满商业诱惑字眼的“美女作家”符号。1998年，一家期刊上甚至推出专号，将她们搔首弄姿的明星照与她们的“身体物语”小说同台亮相，这似乎成了后来这些作家出书的惯例，有书必有美女照。
今日，这一批缺失信仰、终极追求和传统精神支柱的中国作家们共同沉湎于“消费文学：神话，正走上一条写作趣味与大众消费保持同一层面的不归路。文学的精神灵光不可能在他们叙
让我们再来看看“消费时代”的文学批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出过一本《批评生理学》的著作，将批评定位于“一种向作家提出有益的告诫的艺术”。这种“告诫的艺术”有三种类型：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而无论哪一种都应以客观方式解读文本。他崇尚另一位职业批评家法盖的名言：“求疵的批评是批评家发明的，它不教育公众，它试图教育的是作者；而作家喜欢寻美的批评，这是他们的发明，他们有被欣赏的习惯需要。”于是蒂博代将“求疵”作为一个批评家座右铭，他讨厌小圈子的“作坊批评”，他强调批评家的创造(新)精神，在“求疵”路上保持独立的批评姿态。
蒂博代70余年前关于批评家的一系列定义对今日中国从事批评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秦人不知有汉”。他们也正会同消费时代的文本一起“狂欢”、“享福”，文学鉴赏和告诫、求疵的文学批评已无半点严肃、公正可言，作为文学文本延伸的一种独立审视话语在中国处于依附的食客位置，文学批评正沦为拥有“象征资本”强势作家的御用吹捧工具。对他们来说，自己每出一本新著，就意味着各路文学批评者的一窝蜂鼓吹，形成人为的“龙卷风”，伟大的修饰语不吝加身。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在这些作家昔日以某部作品拥有“象征资本”后，就再未写出像样的作品，这似乎是中国作家的顽症通病，他们在八九十年代写出了一篇或几篇能日后承载阅读、奠定声望的作品后，又有多少文字经得起他(她)们一流作家“封号”的考验?但中国文学界却将这二十年来无论国家、民间最高的荣誉都奖赏给他(她)们，以至于他们的作品甫一出现，就有评论界的“高帽”评论迎头、循声送上。假如有哪个不知趣的评论者稍有微词，胆敢发表不同意见，得势的评论(包括作者)一方就亲兄弟、师兄弟、师姐妹、父子兵、同乡人、同阵营、同事间、上下级等等组合一起上阵，蔑视加嘲讽，侮辱加谩骂，中伤加揭底，无所不极。发微词者设若年轻，得势者就骂他“垂髫小儿，乳臭未干，就想挑战老子，你还嫩一点呢。”设若发微词者文学批评资历不深，得势者就愈加藐视：“我出道时，你还穿开裆裤呢，我读的书够你三辈子啃呢。”设若发微词者学历没有得势者高：“小小本科生就来教训我们，现在的文学硕士根本不值一提，不读书，哪如我们当年的含金量高。”设若发微词者学历过高，平时又没有在批评界混个脸熟，得势者就说：“只会死读书，你的导师都是我晚辈呢。”再设若发微词者在文学评论界名气不大，又没有加入什么利益阵营，得势者会更加肆无忌惮：“专批名作家，其用心昭然若揭，不就是哗众取宠，想吸引文坛关注者和书商眼球吗，想从中捞取利益。”假若发微词者是文化中心以外的西部或其它地域人士，得势者就索性一棍子灭顶，“荒陬之人又能有何系统、高人之见!”……
总之，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反击言论肯定层出不穷，近十余年来发生的“人文危机”、“马桥辞典”、“断裂事件”、“直谏风波”、“知识分子写作”、“身体写作”、“春天文学奖质疑事件”、“萧夏林官司”等等，都是运用这种“阿Q”式“精神胜利”藐视策略加以处理。这一法则的创造者鲁迅先生想不到八十余年后，断子绝孙的“阿Q”后裔突然一个个“亮”起来了，而且所操思维与卑贱如“阿Q”同出一辙，这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同时也加倍佩服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非凡。
周作人说“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沈雁冰说“阿0”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苏雪林写于1934年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就已经精确的将阿Q与中国千百年中庸历史和二百余年异族统治构成的民族心理对接上，她谈历史，谈作品，谈中外，勾勒出“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论点，将阿Q放大到全民性劣根。李长之写于 1935年的《鲁迅批判》一书，深情的洞察：“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Q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总之，是爱的人物。”。在我看来，这些对鲁迅的批判、研究比现在累积起来的几万篇鲁研文章都有力，现在的鲁研者们不过是躺在他们论点里反复嗡吟，喋喋不休，借以偷生。
有意思的是，写出这些宏著的苏雪林、李长之当年都只是资历尚浅的年轻人，李长之更是只区区25岁，两人资历无论谁与当年的鲁迅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但鲁迅都能给予其生涯中少见的宽容之心，甚至披阅了籍籍无名的李长之文章全部，当然，李长之也对鲁迅文章的消极性作了批判。以上述当代文坛一些人的“阿Q”式逻辑，当年这两人批鲁迅定有傍名人批名人自己出名之嫌，但未见有人对此大做文章，可见现代文学史上离“阿 Q”近的时代的文坛人士倒比现在讲理、有涵养多了。事实上无论苏、李，他们都是某方面专家，李长之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尤深，苏雪林到台湾后以屈赋、唐诗研究见长。
三
为作家名人“寻美”、“布名”当然无话可说，批评者除靠它评上更高职称和赚到些许稿费外，还能得到名人们回敬的甜言蜜语和红包；而对作家名人批评、求疵则要承担“批他就是想自己出名”的“阿Q”法则回应。这似乎已成屡试不爽的利器，常常搬出抵挡批评、求疵者，令人一下子觉察出“阿Q”味道的蔓延。而批评、求疵年轻貌美女作者作品则是有暧昧关系嫌疑的，这是最近有人发明的“新趣味”、“新逻辑”。笔者就是该事件的亲历者。
事由当然是因为笔者在2004年4月6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第三届“春天文学奖”颁奖座谈会上提了一些反对质疑声音，指出女作者周瑾以“业余写作水准”而获奖“在文学界开了很坏的头”，主办方、评委们除了对他们的选择“正确性”作铜墙铁壁维护外，女作者本人甚至还抬出了与文学创作根本无关的自己“美丽容颜遭罪说”来“王顾左右而言他”，正当笔者就上述质疑进行理性分析时，居然还发生了有人抢话筒等举动的粗暴阻断，于是就有了被媒体称为“春天文学奖事件”的各种新闻。
4月15日，上海《文学报》二版头条以“是直言不讳还是酷评炒作”、“‘女作家’被‘妖魔化了”’为题报道了上述事件，并辅以“事件回放”、“重要贴示”等点评和观点，他们点评道：“当下文坛什么炒作方式都有，周冰心‘骂’周瑾，会不会是一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苦肉计”；并沿着“美女”逻辑说：“授奖辞中的‘美女作家’一词可能是引发周冰心质疑的‘导火索”’。这些点评不去采访文学界、评论界对此的看法，不去评估获奖者作品《被世俗绑架》及其它作品本身质量，不去直面文学界的“腐败行径”，却用如此“阴暗逻辑”无端臧否质疑者用意，以“小市民”趣味评介文学事件，认为批评就是“急于出名”和“收受贿赂”，这似乎也满足了中国文学界某些人的逻辑惯性。4月29日该报头版“争鸣台”又发表一篇《爱谁就骂谁》，更加赤裸裸地“荒唐”下去。
我至今都不知道此文作者黄发有是何方人氏，虽然他在《爱谁就骂谁》一文里很武断的以洞悉事相本质者自居，有点“文革”横扫一切的小将派头，看穿了他臆想中的“上述事件”的“幕后真相”，并发表他的一系列怪异判断：“在文学界，想让谁出名，就在媒体面前大骂她”，这样一来，“一则‘简讯’变成了连篇累牍的‘整版报道”，而且，一夜之间，举国皆知：“有个评论家叫周冰心，有个美女作家叫周瑾”，“这样骂者和被骂者都出了名”，由此，他还煞有介事的得出“逻辑”结论：爱一个人，你就使劲骂她，这是这个时代的做事法则。他还以高人一等的“智慧”告诉蒙在鼓里的读者：“这是一出‘双簧’，男评论家在用骂／爱的方式爱／骂女作者，当不得真的。”
黄发有的“荒唐逻辑”的确高明，这让这一事件增添了内容、并形成一条“见证真相”的链条。
只不知，这黄某人何以这样自信，何以这样高估自己的“逻辑智商”，又何以这样低视“绝少部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诚意、真心和质疑精神，像青年评论家李建军、王彬彬、吴俊等，毫无来由地一概划人“双簧”丑态。大约是他看穿了文学批评不过是作家们“御用工具”的事实，伤了他的心了。也就是说，假如文学批评是一场恋爱的话，他失恋过，所以不再相信有最纯真的爱情存在。他可能也不相信现代知识分子最应具有的质疑精神，当然在这里是评论家的独立人格批评，不被“驯化”，不依附于任何强权和被世俗同化。
李长之有一段“关于批评精神”的话倒是很值得某些人知道的：“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这是批评家的真精神。”(《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版)。
我还真诚地推荐有心从业于文学批评的人去看一本萨义德的小册子《知识分子论》，里边会告诉他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