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也谈“今天文学的命运”
作者：何满子
咱们也试着把文学的路数，造成文运盛衰荣枯的道理来简单化一下，看是否说得通。
文学从来，或至少从文学的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起，就有三种倾向或曰三派：一派认定，文学是写照人生，宣泄人生，改善人生，是要为人生服点务的；从而把文学看作庄严的事业，人道的事业，对从业者来说是道德的事业。中国文学史上从其作品有主名的屈原起到鲁迅，当然只举巨星为例，凡构成文学主流(请勿与“主旋律”混同)的文学现象均属于这一倾向。另一派体现为文学是权力的帮手，或时帮忙，或时帮闲；从而把文学视作“为王前驱”(权力机器的螺丝钉)或锦上添花(漂亮话所谓“文章华国”)也即点缀升平的事业。古代从歌颂天王圣明的辞臣到人主以优倡蓄之的狎客，现代从“一只脚踏在革命船上”的两栖文人到大唱“革命浪漫主义”时调的乖角均属此派。这派人和权力黏糊糊地连在一起，最能验证毛附于皮的关系。第三派是玩文学的，这里头有多种玩法：有玩弄自己也玩弄看客一如马戏团插科打诨的丑角的“顽主”型；有以媚俗为卖点专门提供消闲品(如制贩玩具给孩子或终生长不大的孩子戏耍)的时尚型；有以假嗓子唱自命风雅的调门挣作大众情人的作秀型；有鼓吹精神复辟的皇帝贩子型，以及诸色无所谓人生庄严感、不以虔敬的态度走向文学的文士均属之。这派中的不少现象，常是文学和文化垃圾的边缘现象。
如上的归纳虽然笼统一点，但略其形迹而存其神理，截长补短，四舍五人一下，文学现象和从业者的面貌也就可以悉数归入这三类之中，逃不到哪里去了。
自然，这三派或三路人马有交叉，有重叠，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上绝对纯质的东西是没有的，端视其基本属性如何而类众群分。同时，就个别主体说，也会随世道和环境而变异。文人中多的是识时务之俊杰，有些变化也的确很“抢眼球”。顺手打个比方，原来恪守文学是权力的帮手观，应属于第二种路数的成员，在讲堂上大讲革命功利论的学院派，会见风使舵，摇身一变而为市场派，皈依畅销书拜物教去叫卖时尚消闲书如金庸武侠了。当然名目仍然很好听，这由第二派转成第三派，叫做“悄悄的革命”。
各种社会性质的历史时期中，指令经济社会也好，市场经济社会也好，锁国时期也好，全球化时期也好，或如论者所谓的“后新时期”或“新世纪文化”时期也好，只要有文学就会有这三派或三条道路。问题只在于哪一派当道得势，便会决定文运的兴衰荣枯，健康或萎颓，景气或虚假繁荣。最明显不过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一个世代中，当第二派即文学是权力的帮手派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时，不但玩文学派没有生存空间，连正常健康的文学生机也被窒杀，最终只剩下八盘样板菜供全国吞咽了。于是第一派顶多也只有点“潜创作”的蓄势伺机爆发的余地，而在八十年短暂地出现了一阵差强人意的景气。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迄今的各色玩文学的现象之泛滥，其实是对三十年意识形态禁锢特别是对“文革”文化灭绝的反拨，甚至是“文革”后遗症式的反拨。例如，被论客们奉为“冲击了原有计划经济的价值和行为方式，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凸现新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先驱者”的王朔，他的“无知与无畏”(即造反派的愚昧和无法无天)、嘲弄和否定一切(即造反派的打砸抢烧掉一切文化)、犟叫化式的着地打滚和不怕脏人耳朵的痞子秽语(即造反派斗人或互斗时的无赖腔调)，样样都是本色的或变相的“文革”遗风；至于他的出身于“大院”，正是红卫兵的胚于，则已有朱学勤、王彬彬诸人为他揭开了底细。
各派文学都是有渊源传承的。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当道了一个世代的第二派即权力的帮手派之有早先奥伏赫“变”后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为其上代一样，满口痞子腔的后红卫兵也可以找到他们久远的谱系，那便是鲁迅所定性过的“才子加流氓”。1926年创造社出过一本名为《幻洲》的刊物，发表过一篇论新流氓主义连载了五期的长篇论文，这本“左”派刊物就鼓吹“新流氓主义”，专用“我入他妈的”、“你家的放屁逻辑”之类的脏语，宣称“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后的意识”。这谱系还可追溯到写《九尾龟》的流氓才子章秋谷，真是源远流长——这个痞子谱系是王元化追踪出来的，见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录·邂逅草书话》，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后文革痞子文学使玩文学达到了极致，当然是一道景观；未来的文学史家也许还得强忍着反胃将王朔现象记上一笔。但是，论客所称道的这种才子加流氓现象“喻示了”“新世纪文化”的到来，具有“前卫”意义，却是看朱成碧的凿空之论。被论客所赞赏的与“全球化和市场化”合拍的所谓“大众文化”，(什么是“大众文化”，论客所指的“大众文化”，它的文学部分不就是金庸武侠、琼瑶言情、二月河皇帝，加上用假嗓子唱歌的大众情人的所谓“文化散文”这些玩意么?)根本无须“顽主”来“喻示”或召唤，它是任何时代都有的上面曾予归类的第三派文学。如今的特别泛滥成灾，是因为这些基本上是负值的东西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文化心理的消极部分的根据，特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新文学对抗的清闲派即玩派文学如鸳鸯蝴蝶派(包含言情、武侠、黑幕、宫闱秘辛以及逊清遗老缅怀前朝的呻吟，等等)和西风派的遗传基因。再加上社会转轨时期人情浮躁，特别是非正常的超经济攫取和悻求与体制弊端影响下形成的上上下下的文化短视，以及全球化格局下强势国家的劣质商品文化的殖民性输出(由于人们不能分辨现代化和时尚而加剧其侵蚀)等内外条件，如此这般，才形成了上世纪已被新文学排拒到了边缘的第三派文学恶性膨胀到占据大部分文学空间的可悲现象。当然，上世纪第二派文学绝对统治时期造成的文化沙化，从而造成大众的文化饥渴和味觉衰退的恶果，也大大帮了负值文学俘虏大众的忙。
这里不来讲述这种第三派文学之恶性泛滥对文运或远不止文运的有害，笔者曾多次在别处议论过。这里想质疑的是论客的一种奇怪的逻辑。这种逻辑认为，这种美其名曰“新世纪文化”的“大众文化”(它的内容已见上文)似乎是时代的律令；它是命定地要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中产阶层的成气候，中国在新世纪成为跨国资本投入的新中心，和中国的脱离贫乏、高速增长的新秩序相陪生的，无此即无彼。也即是说，这种寓负值于消闲的玩派文学之泛滥是十分美好的，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云云。
我无能回答这种奇妙的逻辑，只是看看世界文学史，不少发达国家，不论是“和平崛起”还是“战争崛起”，其发展似乎都未曾和这种所谓“通俗文化”陪生，文学史上成为文化积累的文本都不属这种第三派文学。莫非中国人就这样命苦，必须命定地挨受这种文学的折磨么?
作为中国人的一员，我坚决抗拒这种命运的，而且要尽微力揭穿这第三派文学之泛滥的弊害。我相信有良知的作家和批评家也不会容忍这糟透了的命运，会把这类玩艺恶性膨胀的弊害向大众敲警钟。
2004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