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无尽头”看作家的精神现代化
作者：仵从巨
威海因其小，观光客至此多停留短暂。多则两日，短暂一天。短暂停留中，有两个去处却是众人不放过的。一为“刘公岛”，二为“天尽头”。刘公岛系甲午战地，站在市中心，抬头可见，乘海船40分钟，即可登岛，所以常是游客首选，这自不必说。“天尽头”则话多些。此景因其地处成山山脉尽头，又名“成山头”。此处地势状如尖角，直插人海，分明地之“尽头”。因古人有“天地”一体之说，地之尽头亦可说天之尽头，所以又得名“天尽头”。但“天尽头”诱人处不仅在于其势雄险峻奇，好看，还因为古今皆有故事。这古之故事是指灭六国之后的秦始皇不断外出巡行，公元前 219年、210年曾两度登临成山头。《三齐略记》中曾述及始皇驾临之事，说始皇命神人召太行山石东来，造桥渡海，以观日出，是故成山诸峰多为豁裂之状。而他，也死在210年登临成山头之后的归途中。今之故事则述说有几位高峰级政要曾到“天尽头”浏览，但归途之后皆“出事”去职，个中细节若于，民间流传不绝。因此，这古今故事便成了游客或陪伴游客的地主们的“谈资”。景观有“谈资”，本是助游兴，不想谈得多了，竟然成了“忌讳”，表现之一即是有不少身在仕途的官员，或婉辞游“天尽头”，或游“天尽头”却不到有要人题碑“天尽头”的核心景点。这样的官员下至小小科长，上到赫赫部局，皆有。设身处地想，“官场风云变幻，浮沉莫测”，求心里安静踏实，不履“不祥之地”也便罢了。但笔者在见到或耳闻有名有姓的当代作家竟也有双足不到“天尽头”的举动时，心中由不得有些感触：这些受过现代高等教育、曾经吃过牛奶面包、满篇尽是聪慧文字、张口科学理性精神、倍受读者仰敬与论者颂扬的当代“人精”，何以对谶讳虚妄之说有如此之“信”与“畏”呢?再想及还有名字很响亮的作家遇庙烧香、见佛叩头的行状，岂不令人深思?很有趣的一个比照是：2002年9月，台湾诗人、学者余光中先生(1928一)受山东大学讲学之邀，曾游历威海，节目安排中，自然有游“天尽头”一项。诗人从陪伴的主人处也听到了“天尽头”之古今故事，然一笑间欣然从行。在游历刘公岛、天尽头、蓬莱阁并向山大师生发表《中文与英文》的精彩演讲后，余光中应主人之请题词留言，写下了谦称“打油诗”的一首短诗：
山大威海分校初访咏怀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间
天尽头便是地起头
便是地起头
英雄志士何须愁
造化方运钧
阴阳正转轴
回头便是岸
浪子金不换
此心坦坦路自宽。
题诗成，诗人又轻声吟诵一遍，笑道：“天尽头便是地起头，英雄志士何须愁!我用这诗破一破‘邪’!”言罢开颜一笑。作为在场的笔者，闻74岁满头白发的老诗人如此壮语，忍不住击掌称好。“此心坦坦路自宽”，信哉壮哉斯言。
余光中先生如此，何以我所见到或闻知的上述当代诸作家不如此?
在多次面对大学生的演讲或报告中，都收到不少提问的条子。其中提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有关中国作家何以不得诺贝尔奖、什么时候可能得诺贝尔奖、或中国作家怎样才能得诺贝尔奖。小如我自然无能力回答大如此的问题。但这一发问证明了所谓中国的文学读者或文学界的“诺贝尔情结说”。对此一问题，你自然可以“超然”地一笑置之；你也可以对瑞典皇家学院的老头子们说三道四。但，你没有充分的理由否定在这一发问中所触及的尖锐问题：以中国文学传统之深厚、中国当代作家队伍之庞大、中国现当代历史之“丰富多彩”，为什么没有中国作家获得是一种尺度也是一种高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不算高行健的话)?迄今非洲已有尼日利亚的索因卡(1934一)、埃及的迈哈福兹(1911一)、南非的戈迪默(1923一)和库切(1940一)四位作家获奖。引人注目的是南非12年间有两位作家获奖。难道瑞典皇家学院私心偏宠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000万的南非而歧贱我泱泱“大中华”?回避、狐狸心态或把问题作“政治化”解释都不是理性、健康的反应。我所以忽然又扯起这一话题是因为它与我所言及的作家“不到天尽头”的心理状态相关。换句话说：有相当数量(也包括有相当层次)的当代作家似乎仍未完成其精神“现代化”问题。
我所说的精神“现代化”的问题自然是属意空泛的一项“大帽子”。但帽子下也可以具体说的比如“理性”问题，即以科学的知识、理智的目光去面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人与事物；比如“世界性”的视域问题，即不再以偏狭的而以世界与人类的、人的视角去解释、臧否自己所处的世界、人与事物；比如“哲学性”问题，即以一种面对世界、人与事物根本认识的自觉去述说关于它们的“故事”；比如“精神性”问题，即面对文学时，文学成为指向精神的一种执著追求与艺术探索的生命需要等等。惟有在：“理性”、“世界性”、“哲学性”、“精神性”的共同维度上，才能有因“观念”的“现代化”而发生的“技术”(或“形式”)的“现代化”，否则，后者只能是皮相的(这又恰是我们在自己的文学中时见的)。再回到我们“不到天尽头”的作家们这一现象，他们在如此非现代理性的意识中，怎么可能真正完成向精神“现代化”的转化并有相应的文学作为呢?
再看近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01年获奖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自称：“我认为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我一直是个自由人”。“世界公民”与“自由人”这一超越性的自觉意识对写作者奈保尔的意义极为深远：这使他既有对东方世界的真诚眷爱，又助他突破了民族主义的偏狭，洞见了后殖民社会的腐败与丑恶；既有对西方世界的客观接纳，又助他超越了虚荣愚昧的优越优势者的自大，揭橥了欧洲社会的混乱与复杂。于是也便有了奈保尔为我们绘就的关于这个世界完整且真实的图画。在他自觉的文学观中，“文学的纯洁性”、“作家的独创性”、“以自己的眼睛阐释说明世界”、“深入地观察现实，以艺术唤醒‘真正的惊奇感”’等是信念，是追求，更是实践。
2002年获奖的匈牙利小说家凯尔泰斯是一位创作数量有限(四十余年苦水磨剑式的创作生涯中只有十余部作品)、主题尖锐严肃(纳粹“大屠杀”或“奥斯维辛”等等)、立意幽深高远(以奥斯维辛揭示“现代人生活经验中关于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等等)、作品震撼人心(他关于世界、历史、人性、信仰、真理、幸福、自由、必然、偶然等话题的思考与表达都是直指人心、有撕裂感的尖锐而无容规避，他思想的痛苦感与逼迫感使人震动)的“当代”小说家。此处“当代”之谓不是时间，而是“意识”。换言之，这位在思想谱系和文学谱系上与尼采(1844—1900)、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施尼茨勒(1862—1931)、弗洛依德(1856— 1939)、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卡夫卡(1883—1924)、萨特 (1905—1980)、卡内蒂(1905—1984)、奥威尔(1903—1950)、贝克特(1906—1989)等大师相系的小说家是有充分哲学意识、关注并介入现实、质询性的、思想的、知识分子式的小说家。支配他的与他支配的是20世纪人类成熟后的现代理念。这一切决定了他作品的“质地”与“品位”。
2003年的获奖者库切(1940一)则来自南非。他的获奖被视为“丝毫没有争议”。他已有两获“布克奖”(英国小说大奖)之殊荣。他直面现实的勇气使域外华人论者有“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这位小说家的笔下以经验与想象写越战、写殖民者、写种族分离、写白人的罪恶、写黑人的罪过。他不放过目之所及的任何丑恶。不仅此，他在写人中审视历史、在审视历史中反观人。他的尖刻与深刻使白人不满，使黑人不快。但这没有妨碍在左右夹击中的作者在选定的道路上矢志不移地奋然前行，甚至不惜弃祖邦南非而自我流放澳大利亚。库切并不只是因为直面现实的勇气与剖析历史与人性的深刻而荣膺大奖的，在艺术手段的意义上讲，“他用各种手法，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来描写南非生活的各个不同的时期。”他的小说也有寓言的性质，与其共事30年的大学同事史蒂芬·沃特森说：“无论他的小说写的是南非，还是无名之地，他都是卡夫卡最好的接班人。”英国论者将其与卡夫卡联系、域外华人论者将其与鲁迅联系，仅此，也可想而知库切之“位置”了。然而这位世界一流的小说家的生活方式却是：不苟言笑、滴酒不沾、素食主义、拒绝媒体(两次“布克奖”颁奖均未出席)，如同文章中不多一字，生活中亦不多一言。在迄今已30年的创作史中，只有16种各类著作(其中还有内容交叉的选集或论集)，但意味深长的是，它们都被视为“精品”。
以近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大体状况的对比，我们如上述之当代作家，在文学修养、思想资源、创作理念、写作态度、写作速度、主题选择、叙述视角、形式探索、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诸方面彼此之距离不是显而易见么?仅仅是“市场”的感召与“红尘”的诱惑已使太多聪慧的作家心猿意马意乱神迷，又怎好去奢谈“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呢?
从“天尽头”说起“当代作家”，又谈及“余光中”，再扯起“诺贝尔文学奖”，真个是“文学自由谈”了，但时下的“自由”哪个没有限度?实在该打住了!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