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杂说(六章)

作者:李 更




  2003年11月,刚刚出版了一本《邓小平智源》的陈振家在北京太阳宫的小酒馆请我吃饭,他忽然说:陈松叶也在附近住,要不要把他一起叫上?我说,可以呵,恐怕有十多年没有见他了。陈振家说,他退休了,虽然是武汉人,但在北京呆了几十年,现在已经像足了老北京,最明显的标志是他的提笼架鸟,还打太极拳。野夫说,他再这样发展下去,就应该上街去扭秧歌了。
  及至见面,他倒并不十分显老,只是更加肥壮,烟酒自不必说,还很能够吃肉。却是完全看不出曾经阔过的痕迹,根据他的自诉,这个建筑工人出身的诗人曾经代表北京的一家大型建筑公司承包过武汉的大工程,那个时候也是随便请客的。当然目前,他只能打点小麻将。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松叶在湖北诗坛是很有点名气的,关于他的故事就很多。我记得一则是:五大三粗的他,居然写得一手非常娟秀的钢笔字,加上他的名字又有些女人化,一投稿就被编辑当作了文学女青年,受到隆重培养。由于他户口在北京,又善于联络,出道不久就到《当代》去做了个代理诗歌编辑。
  做诗歌编辑,这在20年前是十分了得的事情,何况还是《当代》的诗歌编辑,当然就有许多写诗的求他了。我自然也是希望他帮助的,当时还有一个武汉国棉二厂的荔铭鉴,和陈松叶差不多年纪,四十几岁,爱诗如命,写了多少年,也没有发表一个字。当时我们都自认为和陈松叶的私交很好,以为这下有机会了。哪里知道这个陈诗人已经有了当时诗歌编辑.的雅好:喜欢培养女作者。我们苦苦地求了他好几年,没有任何结果。有一天,荔铭鉴想出了一个巴结陈的新办法:为陈介绍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孩子。过了不久,陈欣喜地告诉我们,他发现这个女孩子真是诗人的材料。他给她在《当代》上发表了一组诗。没想到最高兴的却是荔铭鉴,他坦白说,那组诗是他写的。这事把陈诗人气得够呛,认为荔拿他找乐。而荔解释说: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诗才而已。直到今天,陈提起这事还是耿耿于怀。而荔铭鉴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好在陈松叶的诗歌编辑生涯并不长,没有在一条道上走到黑。
  谁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诗歌编辑很多是把自己编辑的版面当自留地的,除了随便发表自己的作品,就是和兄弟刊物的诗歌编辑搞交换。当时各个刊物的诗歌版面,基本上都被诗歌编辑霸占了,他们不是诗人,只是写诗的人,严格地说,他们是一群把汉字分行排列的人。他们不顾读者和作者的反对,一意孤行,甚至还经常出版诗歌编辑作品的专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掀起的中国诗歌热潮,就这样在诗歌编辑的“推动”下,走向没落,直到大部分刊物都将诗歌版面取消,这批靠做诗歌编辑成为“诗人”的同志才随着消失。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那些诗歌编辑不仅没有为中国当代诗坛出力,反而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斯文扫地
  
  说老实话,以前没有机会深刻理解祖宗这个词语的真正含义,不成想两个大学教授的行为让我颇有心得。
  南方某大学一教授,多年的教学生涯,只为不能出书而苦恼。古话有句文人立言的说法,做了一辈子文人,当然有权为后人留几句话,从这个角度说,某教授应该出书。
  问题随之而来:谁会买他的书?或者说:谁需要他的书?出版社已经把态度摆明确了:您的书没有市场,如果自己出费用,可以考虑。教授所在的大学是个穷单位,有一点课题费,也不够大家分的。教授缺钱事小,立言事大,他老人家一定要为自己的学生留一些经验。于是找了各种关系,总算把著作印刷出来,他给每个毕业的学生都寄了一本,并附有公开信一则,按照各个学生所在的不同地区的物价消费,希望收到书的同学务必捐献赞助费若干。我的一位朋友便如此收到一大堆教授的著作,他告诉我:其实和这老师在学校也不熟,承蒙他看得起,自然会按照教授要求寄20元去。谁知道这教授说寄了20多本,每本应该付工本费20元。朋友说,教授不知道其他学生的地址,要求他代为寻找,实际上是叫他代为收钱。这可让朋友犯难了:其他同学听说是这么回事情,都不愿意认领。他们感觉这像村长找农民搞摊派,属“三农”问题在学校里的表现。
  且不说这位教授把自己的著作卖了大价,另一大学某教授的表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教授不仅像头一位教授那样走群众路线,更加注重“官人”效应,要求帮助他推销自己的著作。笔者认识一家报社老总,因为毕业于该教授所在的学校,理所当然被其看中,自动要求评点报社员工的作品。他有一高招:对大部分记者编辑的作品都大加挞伐,吹毛求疵,但是对于老总偶尔为之的豆腐块文章却大加赞扬,捧场文字比原作篇幅长得多。果然,他的著作一经问世,报社职工便人手一本,当然属于公款消费,结果堆得到处都是,美死了那些收垃圾的工人。
  照理说,报社为自己的员工搞点业务学习,买一些有关书籍未可厚非,关键是这个教授的做法,完全用不着以打击大批员工来抬高老总这个手法,老总的威望是他自己建立的,你这样一来只会给他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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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应该著书立说的,大部分教授是传道解惑的,如果你的东西不是独创,又没有市场,就应该识趣自守。
  
  钢铁文学的史话
  
  以前读书,是尽量扩大了范围去找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现在,由于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每年成书几万种的现实却让我不知所措了。很多读书人在浩如烟海的书刊中发现不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个时候,我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向:一是读旧书,包括读古人的书和读十几年以前或者几十年以前的出版物;二是读熟人的书或者和自己有关的书。
  这就大大节约了我找书的时间。2004年我读到的第一本书就是有关我一些朋友的内容。这是诗人董宏量主编的《武钢文学史话》。
  讲企业文化,大概是近10年的事情,可是在武汉钢铁公司,却有着50年的历史。这家出品钢铁的特大型企业,几十年来,也一直出品着文学。武钢的老人们至今不仅记得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过武钢,还记得郭沫若等大批文学家也到武钢留下笔迹。1953年,武钢开始兴建的时候,就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青年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进入了武汉青山的工地。到了 1958年高炉出了第一炉铁水起,武钢的文学事业也蓬勃开展起米了。
  现在回忆起来,武钢出了这么多文学人才,除了有着大批爱好文学的中青年,还和武钢的历届领导爱好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年,许多文学大家就是抱着朴素的信念到武钢下生活的:赵寻、田涛、力扬、徐迟、草明、徐辛雷……到了新时期,到武钢参观、讲课的文学名家更多:艾芜、陈荒煤、张光年、陈登科、碧野、曾卓、蒋子龙、张贤亮、梁晓声、舒婷、霍达……有这么多文学名流的影响,难怪武钢成了产业工人的文学胜地。
  多年来,我就觉得武钢应该修一部文学史的,为一个企业出版一本文学史,其本身不仅有特殊意义,就目前的新闻现实来说,更加具有热点效应。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代表作家、有代表作、有历史形成的一条主线,并且有同流派在武钢的体现,最最重要的,是武钢文学的独特性是任何地方也无法替代的。
  十几年以前,除了姚雪垠的历史小说、徐迟的报告文学、碧野的散文,武汉的文学在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而且姚雪垠是河南人、徐迟是浙江人、碧野是广东人。自从池莉的市民小说出来,汉派小说成为中国小说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和北京、上海、南京的小说相抗衡了。而池莉,就是武钢出来的作家。1982年的池莉,还在武钢医院里当一个小护士,恐怕她自己也没有想到, 20年以后,她会成为中国最富裕的作家。尽管由于嫉妒或者由于其它什么原因,许多武汉作家对她有些非议,但是中国文学要修当代史,是无沦如何也不能绕过池莉的。
  在湖北文坛,武钢的力量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他们的名字如果要开列出来,将是一篇文章的长度。连一向自负的梁晓声也承认,写工业题材是武钢作家的优势,别人是无法具有这样的优势的。他看到《武钢文艺》时说:“你们的小说比任何一个省级刊物都不逊色。”
  武钢在全国各个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数以百计,最多的一次就同时推出10个人的专集,在武汉的书店搞签名售书轰动一时。武钢人喜欢读自己作家的作品,武钢作家出版的书,各个厂矿都会踊跃购买,一本武钢作家的作品,在武钢内部就能够销售2000本左右。所以,武钢作家出版作品不会担心亏本,他们只要想到如何把作品写得更加好看就行了。
  文学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料整理,并且需要文学评论专家来参与。为了开始前期工作,《武钢文艺》的编辑们做了很多联系工作,《武钢文学史话》就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成书的。这里面有50多位武钢作家的真实回忆。
  
  《刀俎》中的周实
  
  看到周实的这本书,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哈扎尔辞典》和他的湖南老乡韩少功的《马桥辞典》。
  说实在话,虽然周实以前也写过不少的小说,如三卷本的《李白》、《刘伯温》,但是都没有在文坛上引起应有的注意,甚至也没有在图书市场上获得成功。我所知道的周实,还是思想领域里的周实,在读《刀俎》之前,我没有看过任何他的小说,当我听说他也写小说的时候,我心里只是想,中国小说界并不多你或者少你周实一人的。
  我是因为他主编的《书屋》而认识他的,说是认识,其实至今仍然没有见过面。《书屋》杂志因为他的编辑思想、他的组织能力而从一个地方性刊物变成一家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指导读书的大刊物。一直到他因为作者的文章引起一些麻烦而呆到出版社的图书室里,我还是把他当作一个编辑看的。
  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地位。我觉得他是塞翁失马,反而有了很多创作自己作品的时间。
  作为一个历史小说的作者,他所着眼的不是历史上那些曲折的故事和荒诞的野史,而是一种哲学上的考量。实际上,周实的历史小说是离中国现实生活最近的解读。
  他选择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角度,通过中国历史上一些名人之死,去反省封建社会的人治现象,我们在书中可以处处发现作者本人的影子。
  从目前图书市场的运转中,周实的题材也许是一不小心成为一种引人入胜的内容。
  周实用自己的方法,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上因为种种政治斗争而出现的酷刑。凌迟、车裂、腰斩、肢解、炮烙、定杀、宫刑、鸩毒……等等,不一而足。涉及的人物有李斯、屈原、商鞅、司马迁、袁崇焕、方孝孺……都是不得善终。一切,是那么惨不忍睹。
  不同的读者,看到了不同的周实。有的说,他是最残酷的写作者,他把死亡写得那么安静,仿佛连心跳也不曾有过。有的说,他有点像海明威,纸面上的文字,只是他文章中冰山的一角。有的说,他又为鲁迅的“吃人”理论加了一个注解,把中国历史变得那么悲凉。
  
  周实是个诗人,他的历史小说都是用诗一样的句子表现出来的,读之颇有点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感觉。
  但是他的小说一点也不诗意。
  在各种文化中,作为一个50岁的中国文化男人,他选择了死亡文化的考察工作,从死亡形式的考察过程中,他是想发现中国的民主进程的起源和发展。
  像司空图所说,“一字不著,尽得风流”。读者简直看不到作者的感情,只能从字里行间去猜测他的潜台词。语言的张力,应该不是周实所要炫耀的东西,他在向我们暗示什么,但是君子不言,你看出什么来了,那是你的本事;你什么也没有看出,也是你的福气。作者在这里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种小说,也可能只有周实才会写。
  如果纯粹从猎奇的角度讲,普通的读者可以从知识的方面去看这本书,真是长学问、开眼界呵。至少,知道人的死法有哪几种。
  如果你真的看出什么深刻,你就放在肚子里,心里明白就是了。
  (《刀俎》 周实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小说的真实性
  
  今天的书店,各种小说集可说汗牛充栋了,但是能够一读的却少之又少,只有那些给少年男女看的所谓青春浅薄记录被人为地炒作。
  年前收到贺雄飞出版的《夹边沟记事》,在一个无聊的晚上竟然一下看了进去。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人苦难的历史记录,说是小说,更像纪实。作者杨显惠经过5年的专门采访,访问了四十年前在甘肃酒泉一个劳改农场呆过并活下来的一百多位右派分子,写下了这本奇书。
  这十几年,在我读过的小说中,留下印象的并不多,能够让我叫好的就更加少,而能够让我感动的当然少之又少了。我一向认为,好小说和让人感动的小说是两个不同的标准,好小说通常是那种写作技巧比较好的作品,有才气的作者都可能达到这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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