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让批评成为一种力量（外一则）
作者：阎晶明
然而，在当下中国文坛，批评日益显示出她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力量。文学批评家在事实上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未必是创作方法的教导，也不一定是对作家作品地位的权威确认。但在文学正在与市场结盟的今天，能否进入批评家的视野，成了作家作品能不能很快为读者接受并迅速获得其“利益”的重要因素。谁的作品能够浮出水面，在书店里行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批评家关注的程度。在业余写手成群结队地涌入作家队伍的潮流中，谁能够被引入主流行列，成为一种公众认可的新生力量，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批评的确认。
批评在当下文坛的力量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证明。在作家作品研讨会上发言的是批评家，无论研讨会这种批评方式多么令人生疑，但它已经是文学与媒体自然嫁接的直接途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想要进入媒体通道，研讨会的仪式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由头；选编文学年选的“主编”是批评家，大约有三五年时间了，各类体裁的“年选”往往是年头岁尾里最热闹的文学景观，而且版本之多，已令读者无所适从，令业内人土眼花缭乱，选择和被选择以及主编“序言”里的评价，成了不可忽视的定位；为创作走向作“月评”、“季评”、“半年观察”的是批评家，他们理所当然是这种工作的操作者，对谁的创作做出评论比如何评价更显重要，因为他或他们因此会成为一个时期或一种创作现象的“代表性作家”；参与评奖、主持“排行榜”的大多又是批评家，以各种名义设立并不断促生的文学评奖活动中，批评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最熟悉作家与创作的人群。除此之外，批评家们正在加入到更多的文学筛选活动中，即使如长篇小说这样的创作，批评家们能做的也不仅仅是出版后的阅读与评论，他们常常以“丛书主编”的名义，集合相关的作家，搜寻相应的作品，直接参与到这些作品的生产与制作中来，以他们的名义来集合作家和出版作品，事实上存在某种暗示，即这些作品已经接受过一轮批评的检阅。
文学批评出现的这些新功能，在令人怀念的上世纪80年代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如果说80年代的批评家更主要的是以“理论先行”让作家怀有敬意的话，今天的批评家手中却有了更多的武器。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示出强劲的力量。在骂声与互骂、质疑与自我质疑中，批评家们正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底气，虽然不能说文学批评执掌着文坛的牛耳，但批评的地位正在受到抬举。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批评的尊严，批评的责任就成为批评家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我看来，当下批评无论在综述创作走向还是在推荐作家作品时，亟需处理几个可能造成批评家自我“硬伤”或引来读者“误读”的关系。
一是如何处理酷评名家与推荐新人的关系。批评家为了显示自己的批评见地，为了不掉人人云亦云的平庸陷阱，也因为他们长期追踪主流作家的创作轨迹，常常会对已在文坛成名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酷评，这种酷评有时甚至给人苛责和“妖魔化”的印象。但同时，善良的批评家们，又常常要对自己欣赏的文学新人给予热情推荐和积极评价，由此就造成了批评标准上的不平衡。即批评名家与推荐新人时的标准差异何在，不被说明的标准是模糊的，甚至还让人怀疑到批评的诚信与态度。
二是在面对创作总体与个别作家作品时的评价尺度。情形往往是这样，我们在描述创作总体走向时，最易张显冷静的批评态度，精神的匮乏、艺术的造作、语言的苍白、形式的单调，都会成为评价某一类文学创作或某一种创作流派时的评价基调。然而，如果是评价一位具体的作家或一部(篇)具体的作品，又常常失去了批评的勇气，变得一团和气，热情有余而质疑不足。这又很容易让人产生批评尺度何在的疑问。
三是面对文学经典与当前文本时的评判规则。传统的文学经典往往作为某种创作规则与艺术高度进人批评家的论述，当我们拿这样的经典作为精神的、艺术的高度要求当下作家作品，评价当下文学水平时，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是多么令人失望。然而在传统经典与鲜活文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经典作为一种创作标高究竟应当是一种心中默认的规范，还是应当时时追求的高度，这对作家与批评家来说，都是一种理论上的难点。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下笔时只拿少数已经权威化或神话化的经典作比，如何对待文学创作的鲜活性和现实可能性，难道不是一个致命的、必须回答的问题吗?
如何让批评文字成为可读、可信的声音，确保批评的权威与信誉，这些基本的职业操守比起理论观点的不同，批评旨趣的殊异更显重要和迫切。批评家们应当合力打造一种力量，彰显批评的话语权力，成为当务之急。文学创作的手法越丰富，文学队伍的构成越复杂，文学生产的途径越多样，批评的整合作用就越突显。让批评成为一种力量，这是文学的需要，也是批评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
别做自己的评论家
一个批评家可以写散文、随笔甚至小说，小说家自然也就有权写评论文章，没有什么角色一定是固定不变的，“作家批评”本来就是批评的一种。我这里想说的意思是，一个创作者在完成作品后，如果过多地对作品的主题内涵、艺术风格作学理式的阐释，不但会使批评家失去言说的兴趣，还会在作品实际呈现的内容与风格和创作者自己的表述之间形成互相对立，使批评者和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落入混杂的境地。
早在大约十年前，我就注意到在当代诗歌界，诗人们一方面勤于创作，另一方面又纷纷发表诗歌宣言，把自己的诗歌主张、文学资源、艺术追求说到十足，强调到极致。同时，尽管当代诗歌在文化市场化的背景下不受追捧，但诗歌流派和“组合”却给人不断促生的印象。由于诗评家人力资源的限制，许多诗人的创作不能得到他们自认为的理论确认和批评，于是诗人们纷纷自己开始扮演诗评家的角色，对诗友、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不无过度色彩的评说。于是我们看到，诗人和诗评家呈现出近亲繁殖和身份重叠的状况。这也许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扼止了当代诗歌可能受到的批评关注，形成一种在自我系统里封闭流转的局面。
近两年来，小说家的“自我批评”意识也在增强，特别是一些和媒体接触方便，有发言资历的主流作家，往往会在他们的小说出版之后，急速进入自我阐释的行动中。接受太多的记者采访，撰写过长的自评文章，甚至还和媒体记者一起去搞新闻发布会，在电视镜头前侃侃而谈，俨然一副社会活动家的面孔。本来，一部小说出版之后，这件精神产品就已高度社会化，作者本人依然握着解释权不放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边有一个理论上的要点需要说明，即小说家本人的发言权与权威性问题。小说家本人当然也是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完全有权利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论。但创作者的特殊角色决定了他的发言有着特殊的效用，是否客观还在其次，首先他的言论有着先天的受关注的条件，作者的阐释往往会被确认为就是作品本身要表达和已拥有的内涵。这一点是无可回避的。正是基于此，小说家的“自我评价”就应当特别小心。从另一方面讲，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看法绝不是小说本身的最后的、权威的结论，作者也不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谈“自己的”小说。
我注意到有的小说家以太过肯定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谈自己的小说，不但透着态度客观的丧失，还暴露出对批评权限的认知缺乏。我还注意到，多数小说家在谈论自己小说时，对已有的批评成果和批评观点漠然对之，并不提及。他们更愿意尾随电影导演、演员以及书商们一起去推广自己的作品，以自身积累的“学术”身份去为并不学术的行为做宣传，为自己作品的发行量和改编效果沾沾自喜，我读出的是一种艺术上丧失沉潜与耐心，境界上有意无意向低取齐的浮躁。这种滔滔不绝的自我阐释，事实上与真正的批评无关，他们自己的结论更不可能成为批评家对其作品定位的标准、原则和尺度。批评家最主要的，还是从作家的自述中寻找创作者的心态痕迹，探究作者意图与作品实际呈现之间的差距。
小说家的职责和心思应在创作本身，而不是忙着去做自己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