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梁平的家园情感

作者:燎 原




  梁平在其长诗《重庆书》中写道:“城市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至关重要”,这里隐含着他对城市的一种家园式的情感。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城市,比如我和许多的其他人,尽管我们居住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但始终只是那里的一个寄居者,而规定了我们精神血型的,则可能是一个村庄,一片平原,或一座高原。当然,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城市,但他们往往又并不认为自己的城市是值得书写的,或自已有能力去书写它。
  城市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具体到重庆这座现代大都会来说,当你在初夜时分从水路抵达它脚下的江岸,接下来三百多级台阶的朝天门码头,由此继续上拔的山体般豪华嚣张的玻璃建筑群落,直至其顶端寻欢作乐的枇杷山公园……你会感觉到那是一座云空中的城堡。这样的城市汇聚了超量的财富物流,也汇聚了超量的人杰恶棍,野心人欲。而在社会生态平衡之手的抑制下,即便是在其生存网络上激烈角逐的巨子精英,也不敢认为那是一座自己的城市。
  因此,在当代诗歌中,我们对于城市是没有感情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农耕国度,顽强的基因记忆使诗人们对于村庄和土地怀有天然的亲和感和惯性的乡愁冲动,而城市,则常常成了这种情感的对立体,成了哲学文化阐释中异己的存在和象征。
  那么,在诗界这种潜在的心理基准中,《重庆书》又将凭什么显示它作为长诗出现的理由?一涉及长诗,我们的惯性反应会首先想到史诗。而这部由6个部分构成,共约1300多行的长诗,从外在构型上的确呈示着一种类似史诗的宏大叙事格局。其中的 4个主体章节,在一种“以前/现在”相互穿插的复线结构中,分别讲述了重庆这座名城从东周时期直至以“21枚礼炮”欢庆解放的社会变迁史;诗人自己在这座城市从出生到步入中年的个人生活史和情感史;从明代直到“文革”武斗的民间生态史;20世纪晚期以来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世风和个人精神史。其中含纳了历史叙事和当代叙事,公共叙事和个人叙事。这种宏大与繁复,无疑易于给人以现代史诗的联想。
  的确,重庆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的城市。作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历史风云一个最重要的舞台,它的名字是南京政府陪都、重庆谈判、白公馆渣滓洞、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大批的政治文化名流、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诗歌话剧等等,连结在一起的。由此再往上追溯到东周时期巴人政权的蔓子将军、南宋时代重庆知府与蒙古铁骑攻守对垒等等,那血火洗礼中轻命重诺、刚烈机智的城市精神血脉,这一切的重大事件就这样在《重庆书》的第一章铺展为一条深巨的历史混交林带,并错动着晃眼的密林光斑。诗人无疑是要以此表明:只有伏藏着非凡历史的城市,才是值得用史笔去书写的城市。
  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则是一种用公共叙事的材料和视角,提供的显性历史空间;把储存在历史文档中公众熟知的重大材料集合起来,再做出高亢声调中抒情性的复述,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众多的红色长篇诗歌,大都遵循的是这一模式。
  但是,就在我们顺着这一惯性路径对全诗作纵深游走时,却很快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无法测度的陌生领域。也就是说,这部长诗在徐徐走过这第一章之后,迅速改变了方向,转向隐性的个人叙事和民间叙事。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第一章在全诗中的功能,就会发现它已扩散为一个基调性的大背景——这座城市精神血型的源头。
  《重庆书》由此进入一个巨大的隐性叙事空间,并且以一个个的细部刻画和密集的事件细节,将阅读带入这座城市内在的神经网络系统。不仅如此,我们更在这一进入中与一种特殊的情绪拉力所遭逢,并且被它牵引:这就是与传统长诗高亢声调完全相反的,浸渗在《重庆书》叙事语调中,那种不可消解的痛楚感。而这种痛楚感,几乎由此对全诗形成了笼罩。诗人所有的痛楚,都来自对这座城市母体在时代进程中霉斑病灶的犀利察识:作为这座城市神经中枢的、座落在深宅大院中神秘威严的“一号楼”及其附属楼中,那连地板都透着一种“狡猾的黑”的铁幕氛围;大楼内的木楼梯中,由米粒一样新鲜的白蚁所兆示的危险信号;还是在这座大楼内,诗人当年那如同“囚拘”一样沉闷、无聊,只有与一只叩窗的小鸟作内心对话的机关生活。而当这座城市步入商品经济时代,在它飞扬跋扈的玻璃建筑群落的另一侧,当年著名的曾家岩50号,已陷入遍地开花的发廊的包围;曾上演了半个世纪中国风云的观音岩话剧舞台,则已彻底被商住巨厦刺目的玻璃幕墙所取代。那个名叫娟娟的邻家女,被裹挟在灯红酒绿的潮水中,成了吧台前从事“商务活动”的“台商”,终而在邻居的鄙夷和自己内心的屈辱中失去踪迹……
  无疑,这一切都使人感到疼痛。而隐匿在诗人内心更为深刻的痛楚,还有这座城市家园氛围的丧失,那一延续了数千年的精神文化血脉的枯萎。于是,在该诗的第三章《还是以前,相间黑史上众多的红色长篇诗歌,大都遵循的是这一模式。
  但是,就在我们顺着这一惯性路径对全诗作纵深游走时,却很快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无法测度的陌生领域。也就是说,这部长诗在徐徐走过这第一章之后,迅速改变了方向,转向隐性的个人叙事和民间叙事。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第一章在全诗中的功能,就会发现它已扩散为一个基调性的大背景——这座城市精神血型的源头。
  《重庆书》由此进入一个巨大的隐性叙事空间,并且以一个个的细部刻画和密集的事件细节,将阅读带入这座城市内在的神经网络系统。不仅如此,我们更在这一进入中与一种特殊的情绪拉力所遭逢,并且被它牵引:这就是与传统长诗高亢声调完全相反的,浸渗在《重庆书》叙事语调中,那种不可消解的痛楚感。而这种痛楚感,几乎由此对全诗形成了笼罩。诗人所有的痛楚,都来自对这座城市母体在时代进程中霉斑病灶的犀利察识:作为这座城市神经中枢的、座落在深宅大院中神秘威严的“一号楼”及其附属楼中,那连地板都透着一种“狡猾的黑”的铁幕氛围;大楼内的木楼梯中,由米粒一样新鲜的白蚁所兆示的危险信号;还是在这座大楼内,诗人当年那如同“囚拘”一样沉闷、无聊,只有与一只叩窗的小鸟作内心对话的机关生活。而当这座城市步入商品经济时代,在它飞扬跋扈的玻璃建筑群落的另一侧,当年著名的曾家岩50号,已陷入遍地开花的发廊的包围;曾上演了半个世纪中国风云的观音岩话剧舞台,则已彻底被商住巨厦刺目的玻璃幕墙所取代。那个名叫娟娟的邻家女,被裹挟在灯红酒晾的潮水中,成了吧台前从事“商务活动”的“台商”,终而在邻居的鄙夷和自己内心的屈辱中失去踪迹……
  无疑,这一切都使人感到疼痛。而隐匿在诗人内心更为深刻的痛楚,还有这座城市家园氛围的丧失,那一延续了数千年的精神文化血脉的枯萎。于是,在该诗的第三章《还是以前,相间黑白》中,重庆这座城市恍然无限后撤为大雾笼罩中沉沉的原野,诗人梁平则如塞内加尔黑人诗人桑戈尔在自己的诸多诗篇中,深情地呼唤着非洲大地一个个古老的地名一样,无法释怀地呼唤着他的莲花池、白象街、望龙门、小龙坎、海棠溪、朝天门……这些记录着传统诗书礼教之风雅、民间百姓市井生活之意趣的古老街区,不但是混成了诗人精神文化血脉的源头,更是重庆这座城市市民百姓性格血型的源头。而今,却成了一个个空的地理名称,湮失在岁月中的历史秘址。
  曾经困厄在老式机关大楼生活中的诗人,此后模糊于城市物欲人流中的诗人,无疑是渺小的。并且,在处身固有的性格指向与现实的一再冲突中而曾几近于颓丧。但与此同时,一种逆转性的力量却在潜滋暗长:当诗人一再地呼唤着上述的历史秘址,并将它们逐个地铺展开来以感应其体温和脉动,从而对它们做出家园的确认时,他终而贯通了自己与母体遥远的精神血脉,获得了惟诗人才具有的精神能量和心理重力。如果说,给阿基米德一个支点,他可以以此撬动地球的那句名言并不是在吹牛。那么,这种能量与重力所形成的心理支点,亦足以使一个诗人与一座城市相对应。它不但使诗人获得了书写这座城市的底力,我们于此更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气息于诗中弥漫。正是这种能量与重力,以一种顶冲性的气流,与这座城市暗部的压力形成了对峙,以至于不妥协的抗衡!在这里,你可以清晰地听到上百年前望龙门一条深巷中那刚烈血性的回声:“不输不赢不是平局/赢不了就是输”!虽然,这里并无胜负可言,也根本不可能有胜负可言,但在历史的沉重进程中,正是这种诗性抗衡力量的坚定在场,那一暗影中的操纵之乎才不至于无所顾忌。
  《重庆书》是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故事,是一个人叠合于一座城市历史变迁中的个人精神史。但从本质上说,它更是一座城市的民间精神史。因为这个人的整体精神走向,无不来自这座城市民间精神血脉和文化血脉的传导。而《重庆书》在这座城市显性的时代变迁叙事和个人的人生经历叙事这双层线索的行进中,对处在隐性空间中民间精神生态板块性地凸现,则使这部长诗在原创性的拓殖中,获得了弥漫着史志元素的“浑成”品质。由此,这座城市由东周时期灼烫的血脉延伸下来,而在近现代逐渐粗大,最终在当代充分展开的兴废盛衰的千年烟云和纵深市井街区景观,在《重庆书》中蓄雾藏虹,山耸水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把它视之为一部长篇小说。
  “全部世界在崇高声调中的叙述叫做史诗,私人世界在私人声调中的叙述叫做长篇小说”,当我们把《重庆书》与凯塞尔的这一概念相对照,似乎会更确切地将它从现代史诗的联想中剥离开来,从中追认出长篇小说的属性。这不只是由于这部长诗宏富的品质,及其史笔性的纪实感,更因为从它平实乃至通俗的整体形态内部,支撑所谓现代史诗的一个个构筑支点,都在一种特殊的写作理念中,不动声色地发生了位移或材料更换。它不但改变了现代史诗所惯有的公共叙事方向,降低了宏大叙事所必然依恃的高亢声调,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一部在主旨上对重庆这座城市作家园性体认的长诗,它却将史诗式的颂歌基调,扭变为对这座城市的追问,以至于充满忧患感的诘疑。然而,《重庆书》的本质却是抒情的,并且具有不容置疑的情感眷顾性质。所以,它又是一部在内在的文体边界中撕扯顶撞,同时充满精神冲突的文本。这无疑是诗人巨大内心矛盾的象征。正是这种冲突顽强的对拱和涨出,强化出文本滞浊的原生质地。使之在对历史与现实复杂情境的实在还原中,鼎现着茫然执拗的现代质疑精神。这是一个站在中年人生中的诗人,由尖锐、诚实和血缘共赴情怀混成的精神表情。
  需要指出的是,它更改了长篇诗歌既有范式和基调,并进而表明:任何廉价的乐观主义都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