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养气民间久 吐文成虹霓
作者：孙福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与杨志刚同在一个曲艺团工作。那时圈内圈外都看好天津“红桥”的青年相声演员“二杨”(其中就有杨志刚)。他首演的何迟作品《高人一头的人》，经过舞台上的二度创作，光彩照人，红极一时。他刚过弱冠之年，就在曲艺团首创的雷锋曲艺专场中自编自演了新相声《红色历史》，受到广泛好评。当时他身兼青年队队长，对于小他十岁的我，真是关爱有加。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剧团砸烂了，也残酷地封杀了刚刚声名鹊起的一位后起之秀……后来，我弃艺从戎，每当回津探亲，总要去看望他。那时他不能说相声了，但也没有荒废光阴，而是兴致勃勃地在自编自演话剧。再后来，又同样兴致勃勃地专职搞群众文化工作了。
对于他和宋勇，我常为一事而惋惜。八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好是对这类现象的反拨。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一种健康的、乐观的、善良的、淳朴的东西鼓荡其间，让人的精神境界在不知不觉中升华起来。由此我以为，《红枫叶》系列丛书的精神层面的价值是值得关注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倡导了一种精神——人文关怀；其二，体现了一种感情——关注普通劳动者；其三，彰显了一种追求——真实、客观地表现人们在变革巨烈的社会发展中，普遍向上的心态；其四，担当了一种责任——以民族的、大众的艺术形式实践文学艺术的科学发展观。
自然，《红枫叶》在艺术层面上也是长处显著，有相当独特的、创造性的表现。比如，它善于提炼、运用群众鲜活的日常用语，其语言朴素生动，直人人心；它善于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人物，其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充满生命活力；它善于运用细节结构故事，其情节跌宕起伏，自然可信；它善于营造喜剧效果，运用种种艺术技巧，使作品充满幽默的美学因素等等。市曲艺团主持工作时，多次想把他们调进团里搞专业创作，都因为他们非常热爱自己所从事的群众文化工作而未果。为此，我好多年都以专业剧团缺少了两位优秀人才而引为憾事。但现在想，对于他们自身，这也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翻阅这280万字的作品，任何人都能得出基本的结论：他们的优势来自于生活。他们是双脚踏在坚实土地上的创作者。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底层，深入生活，与群众同甘苦，为人民而挥毫，从而获得了最丰富的生活源泉，才使作品葆有如此旺盛的生命活力。这期间，他们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挫折，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矢志不渝，奋斗不息，也许这正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吧?正如清人章学诚所言：“若能养气寒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他们在艰苦条件下，清贫自守，默默耕耘；深挖生活富矿，打造艺术精品……这才成就了一部部闪着虹霓光彩的艺术珍品。
谁都知道，创作以身边日常生活为题材，以普通劳动者为表现对象，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作品，很容易落入俗套或流于标语口号。但他们的作品绝没有这样的弊病。他们通过对风俗民情的精细入微的描摹，对普通劳动者内心世界的铺陈与勾勒，对日常生活中平凡小事形象的透视与解析，以及由此构成的相对完整的生活景观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生动而细腻地表现出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给人们心灵深处带来的震荡与回响，从而折射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深邃的人文精神。
不容置疑，当前文学艺术界在整体繁荣的背后，也隐伏着某些令人焦虑的缺欠与失衡。如：为数不少的作家面对商品大潮的裹挟，或致力于时尚的趋附，或热衷于欲望的宣泄，或陶醉于玩物丧志，或沉溺于孤芳自赏……他们忽略甚至放弃了对普通劳动者生活境况和精神世界的关注与表现，其作品必然会丢失来自社会底层的滋养与支撑。即使在字面上有一些“噱头”，也会显得矫矜虚浮，气血不足，自然是寿命短暂。杨志刚、宋勇的作品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