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他找到自己的影子了吗？

作者：冉隆中

　　许多写作者遵循着一条相同的轨迹：年轻气盛时写诗，及至中年转而小说，再往后则操持起散文。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古人早已总结过的一个写作规律：渐老渐熟，绚烂之极致归于平淡。散文大约便是看似最为平淡的一种文学体例。作家李霁宇的创作经历，似乎为这一规律又提供了一例佐证。年轻时，他一直以诗创作活跃于云南文坛，他写铁路、写小站、写大山的诗行，至今还让人依稀能记；后来有小说《波动的色彩》、《天下第一吃客》等篇，或人选刊，或进文集，或获评奖，为他赢得小说家的几多殊荣；长篇小说《壁虎村》的面世，更能看出他愈益深厚的艺术功力：一个虚拟的世界，被他描绘得活灵活现，谋篇布局的驾轻就熟，世道人心的洞若观火，天文地理的烂熟于心，都在这部长篇中有精彩的呈现。有趣的是这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居然有过移花接木的大量盗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李霁宇的创作的可读和耐读。李霁宇新著散文集《马帮与驼铃》 (百花文艺出版社以“人文中国丛书”之一种于2004年1月出版)，是作者踏勘南北丝绸之路的见闻钞录，点点滴滴，都是亲历亲闻，而且霁宇在行走的当时就十分留意用心，素材又经过数年的沉淀发酵，挥洒成书时揉进了作者大量的人生经验和思辨追问，于是，这部看似南辕北辙、东鳞西爪的散文集，却让人生出手不释卷的读兴和掩卷遐思的况味来。
　　马帮与驼铃，看似李霁宇信手拈来的一个书名，其实正是南北丝路历史上最具概括力，最有质感的两个符号。艰难的马帮，踩踏出崎岖蜿蜒的山道；单调的驼铃，回响在空旷荒寂的沙漠深处。顺着李霁宇的笔端，我们穿越了横亘两千年的历史和现实，在一南一北两条丝绸古道上探幽寻微，抚今追昔，不知不觉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更受到美的熏陶，并由作家的独特体验和传神入画的描绘而引发起我们强烈的心灵共鸣。
　　时下文化大散文正呈方兴未艾之势。李霁宇的《马帮与驼铃》，就体例与写法看，似乎难归为惯常意义的文化大散文一类。因为作者在下笔之先，即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引经据典，不旁征博引。”只是“心安理得地记述这两条丝路上的经历和感受”。因而全书虽是一篇长文，却没有一泻千里的大气磅礴，看到的只是行进路径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处处被作者感触过的现实细节和叩问过的历史断片。然而正是这些细节和断片，却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和还原历史和生活的真相。书中有不少见识独到、益人心智的篇什，其中尤以下卷“胡笳十八拍”(即写北丝路部分)为多。《敦煌遗书》篇，寥寥数笔，竟将已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另有一番评价，而这些评价已不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他们永远只是监守自盗的小人和疯狂的文化掠夺者)，而是从历史的角度，从世界文化遗产最有利于保存和弘扬的角度，去对王道士们的历史功过做一番实事求是的评说。数年前我就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李霁字据此写成的《敦煌学的入门》一文，当时就觉得李霁宇所发议论的惊世骇俗和独辟蹊径。如今通读《马帮与驼铃》全文，对李霁宇当时写作《敦煌学的入门》的背景有了更全面真切的了解，更感到作者以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良知去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观察和评价的难能可贵。
　　南北丝路上，分别有两处地名，与李霁宇个人生命史差点产生特殊的联系或纠葛。一处是南丝路上的会理小城(见上卷《会理·石榴节·苴却砚》篇)，一处是北丝路上的西安古都(见下卷《西安·人面桃花》篇)。前者是作者青梅竹马的儿时女伴曾经短暂栖身的所在，后者则凝结着作者情窦初开时刻骨铭心的一段强烈记忆。也许正是由于少年李霁宇还处在懵懂混沌之时，若干年后对会理的踏访、记述，也就依然浮光掠影。后者则完全不同。西安是作者“去过次数最多”的城市，“要记叙的太多，风景太多，名胜太多，人物太多，感悟太多，事件太多，这一多就乱了套，反而写不出一个字来。”下笔至此，李霁宇笔锋一转，一段全书最出彩，最煽情，最生动的文字突然呈现在读者面前。原来他记叙了一段经年积月、阴错阳差、欲说还休的奇特情事。虽说“这个非虚构的故事同丝路上发生的所有故事一样，都将被岁月湮没，西安还是西安，年年岁岁的桃花依旧，人面何去，春风无言”。但已然早过天命之年的李霁宇用笔去触碰这段往事时，仍然会情不自禁地产生“猛地觉得，不小心踩着了历史，我忽地听到地下的尖叫，一下把我心中的秦篆汉瓦打碎”的强烈感觉。这段差点改写李霁宇人生的故事，被作者铺陈渲染了许多笔墨，到关键处却戛然而止。读到此处我不禁哑然而笑，一笑李霁宇行文卖关子的聪明，二笑聪明之后狗尾续貂的失算。明眼人大抵都会知道，这种历史性的会面其实还不如不会面，如硬要安排会面，于人于己已是近乎残忍，残忍的见面之后，还要“在另外作品中批露”，霁宇虽为作家，想必也难对此写出生花妙笔吧?
　　李霁宇在本书《后记》中感慨：“时至今日，……南北丝路的地理概念已成了一种今天的符号，我们所能找到的，还是自己的影子。”但是，他真的找到自己的影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