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关于施蛰存，让我相信谁
作者：闵良臣
远的不说，单从施先生去年11月去世到现在，就我目及的几篇文章，觉得施先生似乎是说不清了——还不仅是别人说不清他，连他自己似乎也说不清自己了。尤其是他与鲁迅的有关争论，或叫鲁迅与他的一场小笔战，是非公道，让我——我相信还有广大的读者，不知道该相信谁。
当然，如果你只从李辉十余年前写的《执拗的智者——施蛰存印象》中，看到的确实是一个智者，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文化老人，比如他在1990年11月15日给李辉的信中说：“近来关于我的文章常见，昨天《文汇报》增刊，又见了一篇这一类的文章，我都有点‘受宠若惊’，甚至不是‘若’，而是‘大’惊。你从‘社中日记’中做文章，方法倒是很新颖，但求你写得客观些，千万不要‘抬捧’我。现在的‘文风’有点反常，是非、好歹、美丑都在做翻案文章，连我这个老人，也觉得四十年来无是非了，怎么办?我希望你不要推波助澜!”(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李辉《人生扫描》第109页)
此外，如果你只从今年4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上读《施蛰存淡与鲁迅的关系》，你还会感觉到大半个世纪前施先生虽然挨了鲁迅的批评，却挨得心服口服。
此文的作者楼昔勇是位老师、学者、作家，他在文章中表明：“施蛰存先生是我很敬仰的一位前辈，即使是在当年，他是摘帽右派，我的脑子里又有不少‘左’的东西，但是，对于他我内心还是很佩服的。”而我们在他这篇文章中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左倾”“右倾”，看不出他是“反鲁”“捧鲁”，只觉得比较客观。而他这篇文章既然谈的是施蛰存与鲁迅的关系，自然重头戏也是鲁迅与施先生的《庄子》、《文选》之争，并且施蛰存还向他们谈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楼先生在文章中记道：
有一次，我和王铁仙等老师一起与他(指施蛰存先生——引者注)谈起三十年代有关上海文学界的情况。我问他是否与鲁迅直接见过面。他说：“有过。有一次，有人请客吃饭，我和他都参加了。那次我们之间说的话还是比较多的。不过，我们平时的交往差不多都是通过书信，联系的也都是一些有关写文章、出书的事情。”后来，有人问：“在‘第三种人’问题上，鲁迅怎么会骂你的?”这时，他突然瞪亮了眼睛，把头颈一直说：“喏喏喏，你们错了，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却是没有骂过我啊!他的那些文章都是针对苏汶的。”于是，我们也就叫他谈谈有关这次争论的情况。他说：“这件事情同我当然也有关系。当时，我在主编《现代》杂志，有一个很不好的脾气，凡是朋友来的稿子，总是看都不看就签上名字发排了，苏汶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发出去的。后来，等杂志出来，我一看就觉得不对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肯定会引起不少人的反对，鲁迅肯定也会出来表态。”他还带着一种钦佩的口气说：“鲁迅确实不简单，他非常关心当时文坛的情况，很多稍有影响的报刊他都看，《现代》杂志当然也是他所关心的，文学界不同观点都逃不出他的眼睛。果然，没过几天鲁迅的文章也来了。我看了一下，二话没说，也签上了名，发。”在说最后一句话时，他还用右手夹着香烟的指头，在左手的手心上划了两个圆圈，然后又做了一个“发”的手势。
从楼先生文章中看施先生接着叙述的是，这件事一开始就“惊动了整个文坛，好多左翼作家都卷进来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接着——
谈话间，他也不回避矛盾，还主动与我们谈了在《<庄子>与 <文选>》的争论中与鲁迅打笔仗的情况。他说：“当时，有一个单位给我寄来了一张表格，要我写一下青年人应该看的书目。我也没有多作思考，就随便写上了《庄子》和《文选》这两本书，目的是为了要丰富青年人的词汇，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偏偏这件事情又被鲁迅知道了，不过平心而论，他对此好像也没有看得很重，只是在一篇文章中很随便地说了几句，根本没有骂的意思。”有人问：“鲁迅不是骂你‘洋场恶少’?”他马上说：“那是我不好，是我自己跳出来的啊。这样一来，鲁迅先生就要教育我了。”此外，他还说了一些其它文学界的情况，谈了周扬，谈了冯雪峰等。总之，说话间他的情绪很轻松，也很坦诚，有时还不免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楼先生文章写到这里，像是要作一点“注释”似的说：施先生“他为人正直，不投机钻营，不说假话。因此，我觉得他当时所谈及的关于自己和鲁迅关系的那些话是可信的。虽然有些话带有某些‘文革’的色彩，诸如‘跳出来’啊，‘教育我’啊等，这也只是一种自责、自嘲而已，并不影响它的真实性。”又说：“即使是上面所举的关于他与鲁迅关系的话，也能够让我们更加贴切地去研究历史上的有关公案。”
具体说到——
在《<庄子>与<文选>》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确实动过肝火，也伤过感情，但这件事情也有一个过程。开头，鲁迅只是在《重三感旧》这篇文章中，在对当下青年人的某些复旧倾向发了一些感慨后，才说到现在还有人“劝人看《庄子》、《文选》了”。这句话当然是针对施蛰存的，不过，这只是一篇泛泛而谈的文章，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开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就其批评的语气来说确实是十分平和的。
然而施蛰存“少年气盛，听不得不同意见，对他稍有批评，哪怕没有点名，也要立即反唇相讥。这说明他当时确实太耐不住气了”。当然，这样说也并非没有鲁迅的“不是”，正如楼先生所分析：
鲁迅之所以后来会有那么大的火气，这与他当时的处境也不无关系，因为十几年以来，他一直处在文化围剿的中心，其论敌不但有敌对营垒的人，而且还有同路的人，甚至有自己营垒的战友，因此，这就酿成了他得理不让人的性格。特别是他对施蛰存如此温和的批评，也遭到猛烈的反驳，这不能不激起他的火气，因此，当他在第三篇文章的末尾，才说此时施蛰存“明明白白的变成‘洋场恶少’了”的话。
楼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处告诉我们：
最近，据施蛰存的儿子施达所说，正当这场争论处在很激烈的时候，施先生得知批评者原来是鲁迅时，于是就马上搁笔，并向鲁迅赔礼道歉，这样，争论也就很快停歇了(见2003年12月 4日《文学报》)。我想这件事情肯定是他父亲亲口对他说的。解放以后，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施蛰存对鲁迅还是很尊重的。五七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他参加了各种纪念和凭吊活动，也献过挽联，发表过诗作等等。即使是平时谈起鲁迅时，也没有任何不敬的言辞。因此，如果现在我们再来谈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应该看得全面一些。
可是现在与施先生自己口中的说法好像也不是那么一致。比如他在接受朱健国先生的专访谈起这桩公案以及对鲁迅的态度时就与他先前与人所说差别很大，甚至让人感到，似乎以前那些话不是他说的一样。
我们从施先生在鲁迅以笔名发表《重三感旧》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庄子>与<文选>》中显然感到施先生没有看出“丰之余”即鲁迅，否则，即使他当时年轻气盛，也不会与鲁迅争论而是去“请教”。他是在鲁迅以笔名接着施先生的文章后又发表的文章中才看出那文章是鲁迅写的。可现在从朱健国先生的文章中让我们看得很糊涂。读朱先生这篇专访，施先生先是就朱健国提问的“1933年10月，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批评您向青年推荐古书《庄子》和《文选》，当时你不知道这个‘丰子余’就是鲁迅?”时是这样回答的：“我不晓得这个‘丰之余’就是鲁迅，我以为与鲁迅不搭界。”(69页)可在两个小时之内施先生还有一个回答，即朱健国先生在专访要结束时因说到“矛盾”又几乎是重复前面的提问：“您当时不知道‘丰之余’就是鲁迅，要知道了，是不是就不会写那篇文章?”施先生把他刚才的回答已经“忘”了，这时的回答是：“这也很难说。他虽不署名，但看文章，也还是知道是鲁迅。”(87页)我真不知是施先生糊涂了，还是就有说话不一致的毛病。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在这篇专访中，施先生对鲁迅态度与上面引楼昔勇先生文中所说简直是判若两人。从前一篇即《文汇读书周报》楼昔勇的文章看，施先生对鲁迅是那样地谦恭、敬仰，而在朱健国先生的专访中，施先生认为：“鲁迅这个人，他一天到晚在防御。”指责鲁迅是“人家提到他，他就以为在攻击他；我没有攻击他，他自己写文章挑战的，我也没有写文章去得罪他”。(69页)在就朱健国先生说的“但您跟鲁迅有过一次矛盾”后，施先生接着几乎又是在重复前面说的话：“那是他要跟我闹矛盾。我没有攻击鲁迅，你看我的文章，我几时攻击他了?……我同他有什么矛盾呀?”(86—87页)尽管他在这几句话的后面紧跟着有一句“我敬重他”，也让人觉得说得是多么地勉强。
为什么会有这样惊人地不一致?我回答不出来。因此，我希望研究这桩公案、研究施先生的专家努努力，能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当然，期待“答案”的同时，自己是这样认识的：其实，鲁迅和施先生的《庄子》、《文选》之争的文章都已收入《鲁迅全集》，想来鲁迅不仅就是为了让当时的人们，同时也是为了让后人能更客观地“审视”他们的论争。鲁迅一生反对“仗势欺人”，也最怕让人弄得不明不白，因此你从他和别人打了笔仗后，总是把双方的文章放在一起让别人去评判可知鲁迅的坦诚和坦然。也就是说，我们在读鲁迅及附在他文章后面的对方的有关文章时，两相比较，并不难作出各自的判断。就是“施鲁之争”，也是如此。倒是现在，让有些人在那里一搅和，加之施先生在各个时期与人谈到这桩公案时的不同语境，反而让人不明不白了。这就再一次印证了那句什么人说的老话：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倒真给我说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