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汪曾祺与长篇小说

作者:陆建华




  大约1999年,韩石山在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题目是《汪曾祺未必能写出长篇小说》。有意思的是,韩先生这篇文章的前面有四个大字,曰“我来抬杠”!弄不清这是报纸的栏目名称呢,还是韩先生自己另加的、以强调文章的“抬杠”性质?好像都有可能。报纸会设这个栏目以倡导争鸣之意,以韩先生之个性,也可能借此再次张扬自己卓而不群之性格。因为摸不准,也不想为抬杠而写文章,在抬杠情绪下动笔,容易无视客观事实,很可能使文章缺少冷静和理智;加之汪曾祺先生已经过世,我们却在争论他能不能写出长篇小说,似乎有点荒唐,也显得不够厚道。
  现在我重拾这个话题,倒不是为了和韩先生抬杠,而是我近日在整理汪曾祺先生生前给我的数十封信中,发现有两封信重点谈了他写长篇小说的问题。我觉得,把信中有关内容介绍出来,相信不仅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会感兴趣,也可供汪曾祺研究者们参考。
  我与汪曾祺先生的通信始于1981年,即通常说的汪曾祺文坛复出时期。在这之前,我虽与他同为高邮老乡,却从未见过面。只是因为看了他于八十年代初期接连发表的那组引起文坛瞩目、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后,我写了篇长篇评论,从此我才与他开始了长期交往和通信。现在看来很清楚,整个八十年代,是汪曾祺先生复出文坛后创作上的黄金时期。他受压抑既久,如今终逢改革开放新时代,解除了精神束缚后,加之当时年岁不算大,精力旺盛,久蕴心中的、他所擅长和熟悉的题材便顺理成章地喷薄而出,几呈一发不可收之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汪曾祺先生心中萌发了强烈的写长篇小说的愿望。
  汪曾祺先生在1983年9月8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明年,将试写一历史题材的长篇《汉武帝》,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他们来要我写长篇,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武帝的材料,觉得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就随便说了一句:‘现实题材的长篇我没有,要写除非写汉武帝。’不想他们当了真,累来催促。这个所谓长篇的希望是很缥缈的。几位师友都劝我别写,说很难写。但我要姑且试之。不成,就算了。”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我想回高邮,是有一点奢望的,想写个长篇,题材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我是想写写运河的变迁。半年了解材料,肯定是不够的。如果身体还好,将常常回乡,才能真正有深切感受。到我七十岁时,也许能写出一部反映高邮的‘巨著’,上帝保佑。”这封信很清楚,当时正声名鹊起、创作势头也正猛的汪曾祺不仅想写长篇,而且雄心勃勃地想写两部。比较起来,他似乎更想写历史题材的《汉武帝》,因为那个想写的关于家乡的长篇,“题材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写《汉武帝》的想法是不是汪曾祺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而谈呢?绝不是!差不多一年之后,即1984年8月16日,汪曾祺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再次提到《汉武帝》这个话题,他说:“《汉武帝》尚未著手。很难。《汉书》、《史记》许多词句,看看也就过去了,认起真来,却看不懂。比如汉武帝的佞臣韩嫣、李延年,‘与上同卧起’,我就不能断定他们是不是搞同性恋,而这一点在小说里又非写不可。诸如此类,十分麻烦。今年内一定要搞出有关司马迁的部分,题曰《宫刑》(这个‘宫刑’就很麻烦,成年人的生殖器是怎样割掉的,我就弄不清楚)。中国作协明年要创办一个大型刊物,名曰《中国作家》,指望我能给一篇小说,我想即以此塞责。历史小说最难作心理描写,而我所以对汉武帝感兴趣,正因为这人的心里很复杂的。我想在历史小说里写出‘人’来,这,难!”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对《汉武帝》这个长篇,汪曾祺先生不但一直在认真思考,而且确已准备从司马迁这个角度先付诸行动。但最终汪曾祺还是没有写,连设想中的《宫刑》也没有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一是汪曾祺本人清醒地意识到的,难!题材、细节、人物心理等诸方面都难掌握和处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已名声大振的汪曾祺,已经有点身不由己,使他很难静下心来写作和思考问题。他在这个时期给我的来信中,几乎每次都要谈到忙和乱,尤其是约稿之多,使他甚感为难。他在1982年3月4日的来信中这样诉说道:“我近来甚忙,文债丛集,而来访、来信、来稿接连不断,真是应接不暇。各地又来邀请,为怕拖欠文债,只好退避。”记得我省《钟山》杂志当时也曾请我代向汪曾祺先生约稿,他没有回信。我便再次去信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话说到这地步,他不好再不回信了,便在1982年11月16日来信中解释道:“我没有对你有什么不快,请勿疑心。只是我今年实在太忙,又东跑西颠,不遑宁处,收到的信又多,实在没有时间回。大概人出了一点名,都有这点苦处。”对汪曾祺说来,也许更难处理的是与自己工作单位的关系。当时他任北京京剧院编剧,写小说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必须、也不能不用较多时间为他供职的单位做些事情。就在他说“《汉武帝》尚未著手”的同一封信中,汪曾祺不无苦恼地这样写道:“我今年写得很少,小说只写了一篇。……原因很多,主要是我的那些陈货也贩得差不多了,新的生活又还不熟悉。……客观上是因为我被拉进剧院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节目领导小组,老是开会,看剧本,还要给一些不像样的戏打补丁,思想集中不起来。这么下去是不行的,得想想办法。”办法想出来没有呢?没有!汪曾祺先生文坛复出时,已是花甲之年,这时,尽管他本人欣逢盛世,壮心不已,但也毕竟英雄迟暮,时近黄昏。时不我待,岁月如飞,对汪曾棋先生来说,最耗不起的便是时间!当他事实上想不出改变现状的办法后,加之年事渐高,精力日益不济,最后,他只好无奈地放弃长篇写作的打算。
  韩石山认为:“以汪先生的小说艺术观念,和他对自己的观念的坚执,汪先生是写不出长篇小说的。多活几年也是一样。”此一推论听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终究与事实不符,故而有失偏颇。
  一己之言,直陈如上。不知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