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

作者:韩石川




  我要写一篇连我都觉得厌恶的文章,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对方,而是为了这种事从此在文化界绝迹,干净彻底地绝迹。
  我从来主张批评要指名道姓,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而这次,太厌恶了,我不想指出对方的名字。只说此人姓陈,是鲁研界的一位有地位的人物,当着什么副会长一类的官儿,还是全国政协的委员。按说写批评文章,不应当指出对方的这类身份,可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出不行。为什么不行,看了下文就知道了。
  今年4月6日,我在《西安晚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千余字,算杂文吧。文中我说,在外国该怎么当文学批评家,我不知道,在中国只要有常识、凭良心就行了。凭良心就是知是非,是非清楚了,批评的主架就立起来了。知识的多寡,仅关乎论证的疏密,主架立起来,有常识就够用了。怕读者不相信,顺便举了个例子。去年以来,文化界有场关于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争论,甚是热闹。起因是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曾说过,鲁迅若是活着,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争论由此而起。一派说毛主席不会这么说,一派说毛主席会这么说,鲁迅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不管哪一派,立论的前提都是,鲁迅若不是死得那么早,1957年不过76岁,是有可能活着的。然而,2003年12月28日,这位陈先生(文中我是提了名字的)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中,竟说了这样一段话: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病情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的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
  我于是在杂文中说,这就不是学术研究了。道理很简单。我们讨论的是“鲁迅若是活着”,这个时候鲁迅肯定是不活着的。1881年生的人,到2003年是122岁,通常,人活不下这么大岁数,至少我没见到过。这样说超出了讨论的范围。看了这样的话,我除了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之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了。接下来便说:
  不,还有几句要说的。当然得按陈先生的假设说了。按陈先生所说,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要活着,他得从出生到2003年都活着。这样,1957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到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也会“欢欣鼓舞”吗?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了那场浩劫也会“欢欣鼓舞”吗?这些,陈先生也该说说吧。你不能说鲁迅是个随时可死,又随时可活过来的人,1957年他就死了,过了那会儿他又活过来了。十年浩劫期间又死了,一到改革开放又活过来了。你就说鲁迅是神仙,我都不信他有这个本事。
  我的文章发出不几天,4月16日,我收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寄来的一封信,用的是32开的大信封,里面有八张白纸,不对,不能说是白纸,该说是一种特殊的纸。上部大约四分之一的位置,是七个红红的印刷体大字:北京鲁迅博物馆。下面是一道红线。这种纸,看得出来,是大单位的文件头用纸。若要发正式文件,第一页就用这种纸,不够再续上同等质量的白纸。也不是全没有写字,第一张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
  韩主编:寄上拙文两则,希望能在贵刊发表。即请编安。
  署的是这位陈先生的名字。时间是4月12日。
  我真不明白,一个学者,有话要说,写文章就是了,把这种文件头用纸亮出来,吓唬谁呢?我肯定不是你的上级,也肯定不是你的下级,平级吗?也不是。别说你来上这么一沓子文件头,你就是来上这么一沓子拘捕令,只要我知道鲁迅博物馆是个什么单位,也不会眼睛跳的。吓唬人也得挑挑是个什么事儿。
  我抖抖这几张白纸,苦笑一声,对我的同事说,你看这个研究鲁迅的人,研究到后来,都把自己研究成鲁迅了。同事问,寄上什么也未写的白纸,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能是什么呢,学鲁迅呗,表示他“无话可说”或“不屑一辩”吧。
  他要真有一根鲁迅的骨头就好了。不管对与错,你还得佩服他的骨气。可惜的是,他只会学鲁迅的皮毛,没有一点鲁迅的定力。果不其然。5月10日,《西安晚报》上刊出该陈的文章,名叫《鲁迅活过来不会这样吗——教韩石山学“假设”》。几句闲话说过,便给我上起课来:
  我以为,对于中国至今的社会进步,不同人无非是三种态度:大部分人(包括外国友好人士)由衷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统筹发展,进步的更快一些;极少数人(包括西方敌对势力)可能不那么高兴,甚至将中国妖魔化,散布一种“中国威胁论”。或许还会有一些人无动于衷,不去关心身外发生的大小变化。如果要推翻我的假设,请问发言无忌、口无遮拦的韩先生,那究竟应该作其他什么假设才更为合理呢?你能明确告诉读者吗?
  我一看就乐了。没想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此公一发起高论,还是左中右、敌我友那一套。这种人,打上一顿,他也不会明白,除了这三种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坚决地支持改革发展,而对改革发展中的腐败现象又深恶痛绝。我就是这样一种人。再就是,我认为,要推翻陈先生的假设,跟政治态度没有一点关系。陈先生的这段话,算是白说了。一个学者,总改变不了作政治报告的架势,总改变不了致人于罪的积习,这算哪门子本事!
  接下来,陈先生教人学假设了。几乎是耳提面命地说,假设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其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必须以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假设;另一类是自由度比较大的文艺性假设。意思是说,他说到了2003鲁迅还活着,是文艺性的假设。按这种假设,鲁迅是能活这么长的。
  但我还是不敢服气。我批评陈先生不该那么说,是不管鲁迅活着不活着的。就是真的活着,以鲁迅对社会观察之深刻与细微,也不该说那样无视中国现实的大话、空话。陈先生如果还是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把他上面那段话修订一下,改为:如果看到闰土的“一部分”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一部分”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有时”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可能”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部分”得到简化。这才是人话,这才是真话。那样无节制地歌颂,就是鲁迅站在我面前,也要质问他老人家的。别说他122岁,就是244岁也不行。
  为了反驳我,陈先生说他的演讲与前段时间“假如鲁迅活着”的讨论没有任何关系。为此,我从网上调出这篇演讲又看了一遍。见到这样的话:
  关心鲁迅研究的人都知道,当前有一个热门话题:“假如鲁迅活着”。有不少讨论文章,还有一本选编的同名读物。
  有了这句话,陈先生还敢说他的假设与前段时间关于“假如鲁迅活着”的讨论没有关系吗?
  紧接着这句话,陈先生得意洋洋地说了一个故事:1990秋季,他在台北一个规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语音刚落,就有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站起来“修理”他。说到此处,陈先生特别强调:在台湾用语中,“修理”二字含有质疑、挑剔、挑战、挑衅等多重意思。那位学者问:“听说陈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请问: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来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中华民国,将会有什么感想?”这让他有点两难:如果迎合对方,说些捧场的话,将使他丧失立场,违背本意;如果反击对方,揭露台湾阴暗面,又会破坏会场的学术气氛。于是陈先生机智地避开了这个话头,避免了这个尴尬。这样一来那位台湾学者就不再说什么话了。过后台湾媒体的一些记者认为他的回答很得体。
  我看了的感觉是,此人真是没救了,大陆上得下的毛病,出门前也不说治一治,丢人丢到台湾去了。我绝不相信,那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站起来发言前,就说要“修理”我们的陈先生。“修理”二字含有质疑、挑剔、挑战、挑衅等多重意思,那么隆重的会议,就是真的要修理你,也不会这么说的。你这个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员就这么高明,人家那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就那么粗鲁,会在发言中用“修理”这个词。怕是陈先生为了自拔身价而添的油加的醋吧?
  我总也明白不了的是,像陈先生这样得了大师真传、铁骨铮铮的学者,对台湾的经济建设成就为什么不可以说一句肯定的话呢?怎么说了就是“丧失立场,违背本意”,要说就一定要“反击他,揭露台湾阴暗面”呢?难道鲁迅也像在大陆遇到“反右”,遇到“文革”一样,一到台湾又死了吗?我敢肯定,那会儿“死”了的不是鲁迅,而是别人。
  我将此事的前后过程,还有我的一些感想写了篇文章,题名《把自己研究成鲁迅》,在《山西文学》第六期刊出。一开头特意说明,这位鲁研专家给我寄来八张白纸,要我发表,我无法拒绝,只是几张白纸怎么发表呢,想了想,还是由我写篇文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也就等于把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了。文章刊出后,按规定给陈先生寄了两本刊物。只是没有给他开稿费。文章毕竟是我写的。
  至此,一切都很正常,虽说双方都有讽刺挖苦的地方,大体还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说是一场小小的笔墨官司也无妨。
  然而,到了6月问,事情起了变化,变味了。
  6月22日,《西安晚报》副刊编辑庞进先生给我来电话,说陈某人把他们报社和他告下了,告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批示,要对该文编辑和其他责任人查处。为自己的一篇文章连累了报社和编辑,我心里很是不安,问是不是可以将陈某人的告状材料转给我看看。经副刊部领导批准,23日上午电传过来。我看了大吃一惊。
  上回用的是文件头,这回可不得了,来头更大了。
  这是一种格式化的信笺,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用笺》,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是四号字,“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用笺”是三号字,另起一行。下面是一个一个的表格。主要栏目及陈氏亲笔填写的内容如下:
  姓名:陈某某;界别:社科;职务: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题目:《西安晚报》载文拿“三个代表”做调侃,违反宪法、党章,应予警告!建议报送哪些主管单位及领导: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西安市委宣传部。再下面七行格子里,是该陈填写的告状内容:
  在去年一次讲演中,我说了几句赞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竞遭到有些人的讪笑、攻击,说我无知识,昧良心。尤其过分的是,今年4月6日《西安晚报》刊登的韩石山文章,竟嘲讽我“三个代表”学得好。在党报上公开拿“三个代表”当调侃佐料,显然违反了宪法和党章,应予查处。(附剪报)
  同时电传过来的还有西安市委宣传部的一个表,上面有省委宣传部要求市委宣传部查处并上报的话,还有市委宣传部首长的批示,说报社要对该文编辑及其他责任人进行查处,同时还要求报社“了解一下作者的情况”。
  陕西省委宣传部和西安市委宣传部所以如此认真对待,全是因为这是一张《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用笺》,若是一张普通信笺,两级宣传部想来不会这样特意行文,要求查处的。 ‘
  别说报社恐慌,编辑恐慌,连我也吓得不轻。违反了宪法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