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文人“脾气”论
作者：毛志城
我倒认为写些有关提高俺中华民族这素质、那品位的高论，远不如实实在在思考一下如何提高我们炎黄子孙的“脾气质量”问题。这个看来很“小”的问题，若是忽略了或解决不了，此外的一切大道理又很可能沦为言不及义、胡说八道。
什么脾气都没有的人，一味地从上、从众，顺从任何人或任何事，其实这种人也算是有一种脾气，或曰脾性。姑称之为浆糊脾气，稀泥脾性。
一个人脾气很大，但只是“大”而已，此外再无任何善恶是非观念，连他爹他娘都敢打敢骂，此种人的脾气只能叫作“混蛋脾气”。若是此种人的脾气只朝弱者而发，见了强者就没脾气，媚态有加，此种人的脾气就只能称之为“下三烂脾气”了。
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有无脾气，而是脾气的质量如何。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史、文学史上，凡是取得了出现权、存在权的人物，不论其在意识和行为上趋善趋恶，大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脾气。毫无特殊脾气，放在成堆成簇、成团成伙的人中谁也没意识到他存在的人，即使怎样被褒扬为“良民”或后来被加封为“俺广大人民群众”、“俺广大革命人民”，其实在各种史册上我们压根儿就找不到一个摸得着、看得见、触得到的某甲或某乙。活着的时候是这样，死了之后尤如此。凡是在史册上挂了一笔的人，大都有他的脾气。
当年毛泽东说“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也可以另注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一下子涉及了三个有特殊脾气的人。秦始皇是有脾气的，否则不会统一中国也不会搞焚书坑儒；马克思是有脾气的，否则也不会很有激情地动笔写《政治经济学》，呼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毛泽东的脾气更大，否则岂有勇气说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或“粪土当年万户侯”之类的豪语?单是“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那样的话，就显示了非凡的脾气。
世世代代的人无论很有兴趣地谈论孔子，谈论包拯，谈论《水浒》里的108个好汉(包括女好汉)，谈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诸葛亮或蒋干、马谡，总是因为那些人有这样那样的特殊脾气。什么脾气都没有的人，只能归在“坑卒数十万”、“饥民百万”一语带过的“卒”或“民”。何以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从某种角度来看，只源于他们从来没有过让人予以特殊承认的脾气。不像身为贱民(长工)的陈胜干苦差时突然把农具一丢，喊了句“王侯将相是天生的吗?老子也决心当个富贵人!”
文人中有脾气的，兴许能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留下几笔。无论是屈原、李白、朱熹、关汉卿、邹容、秋瑾，还是鲁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辜鸿铭，都得有点特殊脾气才能有个性化的人品或作品，才能在历史上立得住。
不过，无论是什么人的脾气，尤其是文人的脾气，一经成为模式化的脾气或奉命而发、因追时髦而发的脾气，就必然假，必然贱，必然丑。
中国“全民大发脾气”的火爆年代，当数“文革”，真当得起“轰轰烈烈、史无前例”。以“造反”为品牌的脾气，无疑又轰轰又烈烈，委实“壮哉”!发脾气发到豪言满天、棍棒齐舞，还不足以自负于“试看天下谁能敌”么? 不过细究起来，在“无限忠于、无限崇拜、坚决服从、句句照办”的圣谕下大闹“造反”，只是专打手无寸铁且又早已听命的人，这样的“造反”品位既达不到理性的起义级别，也低于稍具勇敢性的造反级别，那样的脾气其实是双倍、多倍的奴才脾气!连老百姓都懂得一句俗话：小人脾气大。
鲁迅在批判中国人国民性中的惰性时，不少的话都涉及了这种隐意。
文人又如何?有多少高质量的好脾气?似也夸不得，甚而尤其夸不得。
在“文革”前或“文革”中得意了一阵子的“红文人”，脾气无疑大些。单是使用的批这批那式文字，非但层出不穷，产量巨大，而且饱含火药味。、即使后来轮到被批的人，事前、事后也没放下了“批判武器”。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又无非是奉旨、奉命，又想在奉旨奉命式的勾当中体味“自我感觉良好”的残羹之美。干这种勾当获封晋爵的，让姚文元抢了先，拔了尊。后来连姚某也最后定位于“文痞”，成堆成串的追逐者又算什么?那时的姚式脾气可谓大矣!倒台之后，我意先不急于解气，不如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文人的脾气到底是个啥质量。
当年中国文人的脾气，其中的毛病主要是媚时，亦傲亦卑。今天却大大进步了，可喜。不过，渐渐日益突出的毛病是由媚时媚上易为自宠。因自宠过甚而必然牵引出种种的“不自量”。
眼下的文坛、学坛，“谦虚”已成为死去的词儿。好像每个人都在各方面“甚是了得”。写小说，写散文，总自称“开掘”出古人、前人、常人几十辈子都达不到的“人性深谛”，全然不理会那样的“发掘”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有无用途；写诗，不仅彻底叛离了形象思维，在思想上像挖井一样只顾为深而深，全然不理会挖井挖到超过清水层时打捞出的是些什么东西，是否仍有饮用价值；学术作品已近于深奥大竞赛、大表演，全然不理会你的深奥、你的博学只等于多余而无用。
这样的文人往往于自宠之外，必然要耍各种脾气。头一种坏脾气就是自认为取得了指点一切古人、前人、他人的当然权力。即使是对某些古人、前人、洋人、他人表示崇拜，也往往将这种崇拜转化成对自己的膨胀。而且，他的崇拜对象又往往是错的，故意选些文化史上的丑角来吹捧，借以显示自己的胆识或见识。
读此辈文章，与此辈小聚，常见到的、嗅到的大都是炫己凌人脾气，好像人人都是智多星，都是大学士，都是万金之躯。不过细想起来，或是认真地嗅一嗅，还是能从他们的傲气中体味到潜存的媚气，即媚于名，媚于利，媚于势，媚于威，媚于众，媚于俗。
文人有一点软，有一点迎合或屈从，这是文人的性之使然，不必责备，反倒应予大大宽谅。但文人一经受到了一点“他宠”，旋即转为自宠，且又由自宠而自傲，由自傲而自狂，并伴之以侮及他人，凌及他人，伤及他人，而且不问对象的优劣，这样的脾气就名贵而实贱了。
话还是回到“脾气论”的题目上来。
人必须有一点脾气，这是不争之论。关键是优质的脾气有多种，如正直、厚道、朴素、睿智等等。君子脾气、夫子脾气、才子脾气都有可爱处，但切忌涉伪。即使无大本事，只迷恋于舞文弄墨，也不妨力求将文墨的气味弄得香一点，只为真善美的人和事、情和文做营养剂，做催化剂，做美容剂，切切不要将本来就日益浊化的世界越发大肆地泼污洒秽，并以此为才。我观眼下文人的脾气，只顾追求“大”，欣赏“大”，自负“大”，淡于去自审“脾气大”之中，你那个脾气是坚实的还是虚弱的，是趋善的还是趋恶的。故而可忧，还有一点可怜。